乔尔布归来

凯勒夫妇走出歌剧院时，夜已深了。在这座安静的德国城市里，空气似乎不带色彩，教堂倒映河中，涟漪荡起，倒影轻轻流动，就这样动了七个多世纪。瓦格纳是该城的一道休闲大餐，喜欢音乐的人百吃不厌。听完歌剧，凯勒领着妻子去了一家豪华的夜总会，那里的白葡萄酒远近闻名。过了凌晨一点钟，他们的小轿车这才不合时宜地亮起车里的灯，快速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停在一幢不大却很体面的私人住宅的小铁门前。凯勒是位壮实的德国老先生，长得很像保罗·克鲁格大叔(1) 。他先下车，站在人行道上，在街灯昏黄的暗光里，树叶投下一轮轮的影子，在人行道上抖动。接着是他妻子下车，先放下一条粗腿，然后从车里爬出来，灯光马上照亮了他的衬衣硬领和他夫人衣服边上喇叭形的小饰珠。女仆在门廊上迎接他们，压低惊恐的声音告诉他们乔尔布来过，这事惊得她到现在都平静不下来。凯勒太太长着一张又胖又圆的脸，总是面色红润，这样的容颜多少和她出身俄国商人家庭相一致。现在一听女仆的禀报，她急得满脸通红，脸上的肉也抖了起来。

“他说她病了？”

女仆压低声音说得更快了。凯勒伸出他厚实的手掌捋了捋满头银发。他的脸盘比较大，上嘴唇长，皱纹深，有点猿猴模样，现在眉头紧蹙，更显得老相。

“我可等不到明天，”凯勒太太自言自语道，拖着沉重的脚步在一个地方转圈，边转边摇头，还伸手去揭罩在她赤褐色假发上的纱网，“我们立刻到那里去。天啊，天啊！难怪足足一个月没来一封信。”

凯勒一把撑开折叠礼帽，用地道的、略带喉音的俄语说：“这人疯了。她病了，他怎么还敢再一次把她带到那个龌龊旅馆去？”

不过，他们以为他们的女儿生了病，那当然就错了。乔尔布之所以对女仆这么说，是因为这么说容易一些。实际上他是只身一人从国外回来的，回来后才意识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必须说清楚他的妻子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写信将妻子之死禀告岳父岳母。要说清楚实在太难了。他怎能说他宁愿独自承受痛苦，不愿受外人干预，也不愿让任何人分担自己的痛苦？在他看来，她的死太罕见了，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意外事件。在他看来，她的死再纯洁不过了。一股电流击倒了她，这种电流要是通到玻璃灯泡里，就会产出最纯洁、最明亮的光。

春季里的一天，在离尼斯十多公里的白色公路上，有一根被暴风雨刮倒的电线杆，她笑着摸了一下上面依然带电的电线。从那一天起，乔尔布的世界不再是有声有色的了。他的世界离他而去，就连抱起尸体赶去最近的村子也似乎是件多此一举的陌生事情。

她只好在尼斯就地安葬，害肺痨的牧师甚是讨厌，一个劲地逼问详情，却啥也没问出来：乔尔布的反应只是疲惫地笑笑。他整天坐在满是小石头的海滩上，捧起一把五颜六色的小石子，让石子从一只手滑落到另一只手。后来他没等到妻子的葬礼，就突然回了德国。

他沿着他和妻子蜜月旅行的相反路线回国，一路上把原来去过的地方又去了一遍。他们在瑞士过的冬天，现在那里的苹果花已经快要开败，但他除了旅馆，啥都认不出来了。至于黑森林地区，他们去年秋天曾到那里远足，现在料峭的春寒也没遮挡住他的记忆。在南方的海滨，他再次寻找那颗独特的圆石头，通体黑色，中间有道白色的小腰带。他俩最后一次散步之前，她曾捡起这石头给他看过。现在，他尽力沿途寻找她留下惊叹的地方：一座外形奇特的悬崖；一间农舍的屋顶，上面盖了一层银灰色的铁皮；一株黑色的冷杉树；一道白色激流上的人行小桥。还有一样东西，大家倾向于看成一种预兆：两根电线，挂着雾气凝成的小水珠，一张蜘蛛网呈放射状挂在中间。她陪着他，小靴子走得很快，两只手一刻不停地动——要么从灌木上扯下一片树叶，要么摸一下路边的石壁——轻盈、欢快的手，不知停歇的手。他看见她那娇小的脸庞，长着密密麻麻的黑色雀斑，也看见她那双大眼睛，淡淡的绿色，宛如被海浪冲刷得平平整整的玻璃碴儿那么晶莹。他心想，要是能把他俩一起看过的所有小东西都收集起来——这样他就能把逝去不久的事情重塑出来——那么她的形象就会永生不灭，她就等于永远活着。只是一到夜里，漫漫长夜让他忍受不了。一到夜里，她就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吓得他毛骨悚然。他一连走了三个星期，几乎没有睡觉——现在他在火车站下了车，累得东倒西歪。火车站是去年秋天他们告别这个宁静小镇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相遇并结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