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曼（第4/4页）

佩罗夫太太去找巴赫曼了，一面颤抖，一面微笑。她大致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大为惊讶的出租车司机把她送到一个昏暗可怕的街区。听萨克说，前一天就是在那里找到巴赫曼的。她到了后，打发了司机，拄着手杖走上高低不平的人行道，头顶潇潇夜雨。她挨个儿访遍了所有的酒吧。沙哑的音乐阵阵传来，震耳欲聋，男人们不怀好意地打量她。每到一个酒吧，她进去看看，只见里头乌烟瘴气，五光十色，叫人发晕，然后出来又走进如鞭抽打的夜雨中。过不多久，她开始怀疑她进去的是同一个酒吧，身子虚得好像肩上压了千斤重担。她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发着几乎听不出来的呻吟声，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握着镶着碧玉的手杖头。一个警察已经注意她一些时候了，这时迈着训练有素的步子缓缓走来，问她家住何处，然后稳稳地、轻轻地把她扶上一辆夜间值班的四轮马车。马车吱吱作响，里面一片黑暗，气味难闻，她昏了过去。她醒过来后，车门已经打开了，车夫披着一件闪光的油布雨衣，正用鞭杆头轻轻地捣她的肩膀。一进温暖的旅馆门道中，她突然觉得万念俱灰，一切都无所谓了。她推开她房间的门，走了进去。只见巴赫曼坐在她的床上，光着脚，穿件睡衣，像个驼背一般肩上披着一条花格呢毯子。他用两根手指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弹着鼓点，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碳素铅笔在一张乐谱纸上画圆点。画得如此专心致志，以至于门开了都没发现。她轻轻地、呻吟一般地“啊”了一声，巴赫曼吓了一跳，毯子从他肩头滑了下来。

我想这是佩罗夫太太一生中唯一一个幸福的夜晚。我想，他俩，一个疯疯癫癫的音乐家，一个快要死了的女人，在那天晚上找到了多少大诗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语言。第二天早晨，怒气未平的萨克来到旅馆，发现巴赫曼坐在床边，默默地带着欣喜的微笑，凝视着佩罗夫太太。佩罗夫太太横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盖着花格呢毯子，已经失去知觉。巴赫曼瞧着情人火烫的脸，听着她吃力的呼吸，心里作何想法，那就无人知晓了。他头脑里根本没有一场病会夺人性命的概念，现在看着她病得又烧又抖，身体不得安然，也许对此有他自己的解释。萨克叫来了医生。巴赫曼起初不信已经没治了，还带着怯生生的微笑看他们。后来他扑过去揪住医生的肩膀，又跑回来猛击自己的前额，开始咬牙切齿地来回乱窜。她再也没有醒过来，当天就死了。幸福的表情到死一直挂在脸上。萨克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张揉皱的乐谱纸，但没人能够看懂散落在上面的紫色音符。

“我立刻带走了巴赫曼，”萨克说，“怕她丈夫回来不定闹出什么事，你明白吧。可怜的巴赫曼瘫软得就像个布娃娃，一个劲地伸出手指头捅耳朵。他高声喊叫，好像有人在挠他痒痒一般：‘把这些声音停下来！音乐听够了，听够了！’我实在不明白，这事怎么对他打击如此之大：他从来没爱过那个不幸的女人——此话你知我知，切勿外传。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克星。她落葬后巴赫曼就失踪了，不知去向。如今你还能在自动钢琴厂家的广告中见到他的名字，但一般而言，他已经被遗忘了。倒是六年后，命运又把我们带到了一起。只相逢片刻。我在瑞士的一个小站上等火车。我记得那是个美丽的傍晚。我不是一个人。对，还有一个女人——但这事是另一出戏了。你猜怎么着，我看见一小伙人围观一个小个子男人，那人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黑外衣，戴着一顶黑帽子。他往一个音乐盒里扔硬币，一边扔一边失声痛哭。他总是放进一枚硬币，听听硬币滚动的声音，然后痛哭。后来，硬币投进去听不见滚动声了，盒子投满了，塞住了。他拿起盒子摇摇，哭得更厉害了，再不投了，转身走了。我立刻认出了他。不过你要明白，我不是一个人，我陪着一位女士，再说周围还有好多人，一个个瞪着眼看稀奇。所以不好走上前去，对他说一声：Wie geht's dir(1) ，巴赫曼？”

(1) 　德语，你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