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第二章 医院（续）

医生查房通常是在早晨，快十一点时，他们都伴随着主治医生一起来了。一个半小时前，住院医生就已经到我们病房转过一圈了。那时我们的住院医生是一位医术不错、对人和蔼、非常友好的年轻医生。囚犯们很喜欢他，只是发现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太谦虚了”。其实，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我们面前还有些怕羞，有时还会脸红。他几乎总是会按照病人的要求改变用药的剂量，甚至也会依照病人的要求来决定给他们服什么药。可见他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

无可否认，俄罗斯很多医生得到普通老百姓的敬爱和尊重。但这看上去似乎是一项悖论，因为俄罗斯老百姓普遍不信任外国医生和外国药物。实际上，普通百姓宁可去找女巫或者用祖传的秘方（这些祖传秘方不应该被鄙视），甚至忍受连续几年的严重疾病的痛苦，也不愿意去医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与医药无关的事实，即老百姓普遍不信任一切与官方行政管理有联系的那些形式主义。再加上他们听说过有关医院一些荒谬的，但有时也是有凭有据的恐怖流言，对医院产生了偏见和恐惧的心理。

但是，最使老百姓感到不安和惊恐的是医院里那种僵硬的德国式管理制度，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不准亲友或熟人来护理，严格控制饮食，医生和助理人员的冷酷态度以及切片化验和尸体解剖等等。此外，老百姓认为医生是为老爷及富人们服务的，因为医生本身也是老爷。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但并非没有例外。在与医生们认识并熟悉以后，这些担忧很快就消失了。在我看来，这是直接与我们的医生——大多是年轻的医生——的信用有关的。他们大多数是能够赢得老百姓的尊重，甚至敬爱的。至少我现在描写的，都是我在多处与多次所看到和经历过的，我没有理由认为，在其他地方不是这样。当然，有些地方的医生受贿，从医院里获取利润，罔顾病人，甚至忘记了所谓医学。这种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我说的是多数情况，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医学界的主流精神和趋势。那些胡作非为的庸医，是羊群中的狼，无论他们如何辩解，不管理由多么正当，诸如环境的逼迫等等，他们永远是错的，特别是当他们失去了人性。医生给予病人温柔的、如兄弟般的同情和爱心，有时甚至能胜过任何药物。我们早该停止抱怨环境在吞噬我们的精神。环境也许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完全如此。一个了解如何来遮掩自己劣迹的流氓总是用环境影响作为藉口，以期他的过错被大家遗忘。这往往只是一种卑鄙肮脏的伎俩，特别是如果当事人能说会写、滔滔诡辨的话。

好了，我又离题了。我只是想说，老百姓主要怀疑和敌视的是官僚作风和政府管理的医疗制度，而不是医生本身。其实，当他们熟悉他们的医生以后，很多的偏见也就随即消失了。只可惜，医院里的规则和设施在很多方面并非人性化，仍然与老百姓的生活习惯相背，无法得到老百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至少，我自己的经验给了我这种印象。

我们的住院医生通常在每个病人床前停下来，非常认真仔细地检查、询问病情，然后开出处方，规定剂量。有时他发现病人其实没有病，只不过作为一名囚犯，想从艰辛的工作中解脱，在床垫上躺一躺休息，而不是常年躺在牢房里的木板上，况且可以睡在温暖的病房里，而不是窝在挤满着一大堆脸色苍白憔悴的待审被告牢房里。在俄罗斯，待审被告几乎总是脸色苍白且憔悴的——他们的待遇和精神状态总是比已判刑的囚犯更差。

对于这种装病的“病人”，我们的住院医生总是冷静地为他们写上“febris catarhalis”[1]。有时甚至让他们留下躺卧一个星期。我们都在笑这“febris catarhalis”。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某种约定，指的是假装生病。囚犯们把“febris catarhalis”翻译成“备用针”。有时有些健壮的“病人”利用医生的同情心继续装病，直到被驱逐出去为止。然而你看我们的这位住院医生，他很害羞，似乎羞于直接对病人说，“你已经恢复健康了，应该可以出院了。”虽然他有权利不需作任何谈话，也不用哄骗他，只需在病人的登记卡上写上“Sanat est”[2]两字。但是他总会先向病人作些暗示，然后催促道：“是不是该出院了，是吗？你几乎已经很健康了，病房现在很挤……”等等，直到病人自己也感到羞愧，终就自行出院。主治医生则要严厉得多，他对待病人非常人道，很诚实，他也很喜欢病人，但对待病情的态度却很严肃，很坚决，甚至表现得极其严谨。我们反而特别尊敬他。住院医生来过后，他在全体医生的陪同下，对每名病人一个个地查诊，在那些重症病患床前停留的时间最长，总是对病人说一些令人鼓舞的，往往是亲切善良的话，在病人之中普遍取得了良好的印象。对于那些患“蓝舌病”者，他从来没有拒绝接收或把他们送回去，但是如果有些这样的“病人”决定要在医院里拖延住下去，他会开出病愈证明，对他说：“好了，我的孩子，你已经躺在这里休息过了，你不能做得太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