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第3/23页）

这场桌上纠纷从上汤时开始，直闹到吃完布丁为止，其间种种狂风急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追述。只有长年在公寓里吃饭的人才会这样争论，平常的时候，他们在一次偶然爆发的纷争里，一时昂奋，所持的议论多半内容空泛，都只是急忙中胡乱拣来的陈词滥调而已。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竟会急转直下有了恶声相向的形势，这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相信，开始动意气是由于那两位做丈夫的不自禁地急于要将自己的太太划在一边，不让她们也被算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里面。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只是宣称，唯有单凭一件很偶然的、极下流的、独身男子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妇女心理的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着恼，那位德国太太竟还接着开火，教训口气十足地加重斥责说，世上固然有着正派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贱骨头”，照她看来亨丽哀太太准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便立刻采取了攻势。我指出，一个女人一生里确有许多时刻，会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着；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像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大致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是诋毁可怜的亨丽哀太太，我为她辩护得越热切（其实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我这么慷慨激昂无疑是——像大学生们常说的——吹起了战斗号角，他们四个人仿佛一组不很和谐的四重奏，咬牙切齿地向我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像个握着马表的足球赛裁判员似的，每当形势不妙，他就要抓起骰子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Gentlemen，please！(5)结果也总只能安静一会儿。一位先生面红耳赤，已经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的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住了他，——简单说，再过十来分钟，我们的争论就会以大打出手收场，幸亏C太太说话了，像是加了一滴润滑油，这场口舌之争才逐渐平静了。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娴静高雅的英国籍老妇人，我们大家一向默认她为全桌的主席。她端庄地坐在那里，对人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她很少说话，不过对别人的讲话总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单是她的神情体态就给人一个赏心悦目的印象：她那雍容高贵的仪表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的奇妙风采。她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很巧妙地让人人觉得跟她特别亲近；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花园里看书，常常弹奏钢琴，很少见她跟别人同在一处，或者热切地参加我们的谈话。我们都不怎么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奇特的力量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此刻，她刚刚加入论辩，大家马上就获得一个痛苦的感觉，一致感到争吵得过分了。

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的当儿，C太太就趁着这令人难受的间歇加入了谈话。她出乎我意料地抬起一双晶亮的灰眼睛，迟疑地对我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想要一下抓住主要问题。

“这么说，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相信确实有些行为会使一个女人做出一小时以前还认为自己绝不可能做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吗？”

“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太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有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crime passionnel(6)算不得什么crime(7)，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徇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