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第3/5页）

即使他仍然被困在芝加哥的家里，不知怎么地，他也知道，生活和美国都必须得更加丰富多彩，奥吉用神圣和英勇的光环覆盖了他那平庸的周遭环境。首先，他对一段描写犹太母亲的叙述大加赞赏：

属于那些被强力的爱所征服的女人中的一个，就像那些被变成鸟兽的宙斯所占有、后来还得躲避他那狂怒的妻子的女人。这并不是说，我可以把我那身材高大、性情温和、衣着破旧、整日忙忙碌碌的妈看作是逃避此等河东狮吼的大美人。

当然还有老艾洪，当地一位既跛脚又畸形的组织者、调停者和记录者，同时他也是一位作者，奥吉（“我把艾洪放入这些伟人之列，可不是开玩笑。”）把他与凯撒、马基雅弗利、尤利西斯和克罗伊斯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奥吉从一次微不足道、毫无价值，但却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盗窃行为中死里逃生之后，是艾洪给他上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课：

那样你就给自己招了灾啦。对，一点没错，奥吉，会打死一两个警察。你知道，杀死警察的，打从抓进警察局起，会尝到什么厉害——脸会被揍得不成样子，手会被打得稀烂，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这还只是你人生的开始哩。你别对我瞎说，你这只是小孩子想闹着玩。你干那种勾当到底为的什么？

紧接着，艾洪就开始扮演起奥吉那下落不明父亲的角色，并且向自己的听众奥吉宣泄了如火山般迸发出来的爱意，但是当时的他非常睿智，所以根本就没有承认这一点：

“别做傻瓜，奥吉，生活才给你布下第一个陷阱，你就失足掉进去了。你们这些在苦境中长大的小伙子，天生是使监狱常满的料——还有教养院、收容所之类的地方。州当局旱就为你们预订好面包和豆子了。他们知道一定有些人到监牢里去吃的。他们也知道，预计能敲出多少铺路的碎石，可以指望哪些人来敲，预料什么人会到公共卫生所去接受疳病治疗。他们所预料的人，都来自这儿周围和全市类似的地区，以及全国各地相同的地区。这几乎已是命运注定的。要是你也让自己被这种命运所注定，那你就是个大傻瓜了。就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那些凄惨糟透的地方正等着你去哩——那些监狱、诊疗所和施食站知道什么人是天生的失败者，这些人很快会油尽灯枯、老朽无用，像个屁似的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毫无目标地鬼混一阵就完蛋了。要是你也这样，没人会觉得奇怪的。你现在摆的就是这个架势。”

接着他补充说，“不过我想，我会觉得奇怪的，（……）”

在艾洪完成他的说教之前，他又提及了另外一桩事情。“可是当我在考虑问题，在真正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个卑鄙的人。”这位台球房的王者和骗子天才说道，“最终，当然不能靠思考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但是要是你好好想一想，这世界就是最低的安慰奖。”

我认为，在这部小说里面，这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有时候，小说在戏剧性的统一上颇有难度。为了这个正处于成长之中的小男孩，艾洪对监狱里的各种阴暗面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且唤醒了我们记忆深处那些无所不在的暴力行为、不公正现象和愚蠢的举止。他对下层阶级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而我们对他的理解，似乎与我们阅读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时的感受相同：这是一个可能会成为伟人的人所拥有的潜质，只是尚未发挥出来而已。同样，他也感受到了自身所具备的资格，况且他还拥有对人生进行反思的本能。无论如何——这就是通俗的美式英语——而不是社会底层者的俚语。

所以当奥吉冲破藩篱，重新出发之时，他已经不再是赣第德或者科波菲尔，而这部小说也并不等同于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最后，奥吉很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亲戚确实是在“那些机构中”终了一生的，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不幸地被言中了，还有一个家庭——即奥吉那个智力迟钝的弟弟“家”——也是如此地令人痛心。贝娄眼里的芝加哥和厄普顿·辛克莱笔下的《屠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是在和平繁荣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贝娄也只能回忆起各种欲望和遭受剥削的苦涩，在搭乘火车遭遇偷窃时遇到的流浪汉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各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在所有非黑种人都被荒谬地归类为“高加索人”之前的那段日子里，贫穷白人之间尖锐的种族分歧。（西蒙煤场的其中一位司机害怕在“东欧人”住宅区的附近撞倒小孩子——正是这种对抗噩梦的办法，现在则被用来对付芝加哥的南部黑人。）

在奥吉干过的所有零星工作中（这些行当包括管家、卖鞋子的售货员和卖颜料的售货员，以及文学上的高级检查员），这三种得到最佳描述的职业都间接或者直接地表现了他内心的抗拒。在所从事的这些工作中，他感触颇深：作为一个为上层阶级服务的小狗美容师，他觉得有种被浪费的荒诞感；作为一个出版书籍的偷窃者，他在经典名著方面的知识逐渐得到了增长，甚至还让他结识了不少拥戴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作为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一名工会组织者，他也感受到了美国劳工运动的波澜壮阔。劳工运动确实也曾短暂地联合了所有的行业和种族，共同为诉求伸张正义。这些运动式的活动和扎克雷起义般的小插曲，在分类和拟声方面唤醒了贝娄那无穷的力量和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