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9页）

她的脸色要比我记忆中的苍白，不过，我以前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得仔细真切。当你仔细端详她时，当然你也会发现其中有着生活的悲伤，虽然现在她的眼神中并没有悲伤的神色。她长着一头乌发，前额的发根有点不齐，朝上翘着，显得更美。你必须仔细看，才能注意到这点古怪之处。她的眸子几近黑色。她时不时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唇膏抹一抹口红。仿佛觉得她至少应该有那么一点打扮。唇膏是肉红色的，于是红色的唇印留在了枕头上和我的身上。

我在南芝加哥给西亚打电话时，她曾对我说，她在芝加哥待不长，不久就要离开。我说了，开头几天，她缄口未提这件事，但最终因打开手提箱引起这个话题时，她告诉我说，她已经结了婚，从法律上说，眼下仍然如此，现在她正从长岛到墨西哥去办理离婚手续的途中。她唯恐让我伤心，开始只说她丈夫比我们俩的年龄都大得多，但很有钱。渐渐的，实情都泄露出来了。他拥有一架斯丁桑式飞机，还有个湖，但七月份湖水变暖时，他便把成吨成吨的冰倒进这个私人湖里。他还常去加拿大狩猎，他用的一对衬衣袖扣就价值一千五百美元。他还差人去俄勒冈买苹果，每只四角钱。他还因头秃得太快而痛哭流涕等等。她所以选择这些事讲出来，目的在于要证明她并不爱他。可是我并没有过分妒忌，我觉得他已经败下阵去了，没有理由再妒忌他。埃丝特也已结了婚，嫁给一个有钱的华盛顿律师。这些事情在我听来十分陌生，可她压根儿不放在眼里——什么飞机啦，狩猎啦，金山银山啦。西亚还带着各种旅行装备——马裤、皮靴、枪、摄影机等等；在厕所里，我偶然打开过一个冲洗胶卷用的红外线灯泡。浴缸里放着盛药水的盘子，还有我没见过的管子和小器械。

我们在窗前谈着这些事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坐在桌旁，刚吃过晚饭，饭菜是打电话叫来的，桌子上摊着西瓜皮、鸡骨头等等，杯盘狼藉。她对我讲她的丈夫，我则一味想着我自己的好运。此时，她的头倚着窗帘，双手背在身后，窗子敞开着，那蓝色的倩影穿过树梢，渐渐地变得模糊了。小院里铺着白石子，长着几棵树。一只大虫子从窗口飞了进来，在桌子上爬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虫子，它浑身褐色，油光雪亮，形体复杂。在城市里，昆虫变得稀少，不过只要有一两片叶子的地方，它们就会出现。在我们楼下的一套房子里，洗刷盘碟的水正在哗哗地冲着；在靠近贫民区那边，矗立着一对钟楼，就像湖滩上常见的白眼鲛黑皮卵壳上的一对尖角形，从那儿传来了钟声。这罗马天主教堂黄昏时发出的撞钟声，由于楼下水龙头的哗哗声和瓷器盘碟的相碰声，听得不太真切。我身穿西亚的浴衣，躺坐在一张缎面的扶手椅上，两腿舒展地伸到桌下；身处这般舒心的佳境，我心里美滋滋的，我还打算怎么样呢，还要去妒忌她离弃的丈夫吗？

因为我差一点成了露西·麦格纳斯的丈夫，所以我理解西亚为什么要和她妹妹同时结婚，并且嫁给同一类型的人。虽然她现在讥讽嘲笑他们，可我后来发现，她有着她的弱点，她极想在社交场所大出风头，像在她丈夫史密狄的社交圈子里那样成功，或者至少要比来自波士顿或弗吉尼亚的闺秀们高出一等才高兴。对于这类争奇斗艳，我可是知之不多。

她认为我一定会跟她去墨西哥，而我也从未认真地想到要拒绝。我知道自己缺乏高傲的自尊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没法要求她等我准备好时，或至少等我境况有所好转，体面地辞去工会职务，或者至少付得起自己的旅费时，再来约我同行。我说我没钱，她认真地回答说，“你需要多少，只管从冰箱里拿好了。”她习惯把送货人找回的钱和支票放在冰箱里。因此钱和烂生菜叶子混在一起，或者压在盛着她不愿倒掉的咸肉油的碟子下面。总之，那里面五块的、十块的票子都有，我外出需要用钱时，可以随便拿，就像一个人不假思索地从抽屉里拿手帕一样。

我跟格兰米克谈过，请他接手我在诺桑伯兰德饭店的工作。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那儿没有发生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式罢工。他说对方工会的那个家伙和他手下的人，真的想用枪收拾我，要我先避一避风头。当我告诉他，我准备辞职离开此地时，他颇为吃惊。不过，在我跟他讲了西亚的情况，以及表明我非跟她一起去不可后，他这才显得较为谅解。他说，陷进这种双重工会的境况，不管怎么说，味道实在不好受。我们的组织应该在旅馆业方面下点真功夫，要不就干脆别去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