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于说那只鹦鹉（第2/5页）

我决定不给他写信；毕竟我写信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很成功。相反，我在1982年8月，对鲁昂进行了一次盛夏之旅。我下榻在北方大酒店，与大时钟相邻。在我房间的角落里，一根排粪管从天花板通到地板上，虽然管子被包了起来，但毫无作用，它每隔五分钟左右便对我大声吼叫起来，好像它运载着整个酒店的粪便。晚饭后，我躺在床上倾听着高卢人的排泄物断断续续地一阵阵地响起。接着，大时钟报时了，传来了一种响而不亮的闷声闷气的声音，似乎钟声是从我的衣橱里传出来的。心想，这怎么可能入睡啊。

我的担忧因误解而起。十点以后，排粪管安静了下来；大时钟也不报时了。在白天，它也许是一道旅游的风景，但是鲁昂人考虑得很周到，当游客要睡觉的时候，便断开了报时装置。我熄了灯，仰面躺在床上，心里想着福楼拜的鹦鹉：对费莉西泰来说，它是怪模怪样且又合乎逻辑的圣灵的替身；对我来说，是带着翅膀、难以捉摸的作家声音的象征。当费莉西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这只鹦鹉返回到她的身旁，形象大了许多，迎接她进人了天堂。当我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的时候，我心想，我可能会在梦中见到些什么呢。

我的梦里没有鹦鹉。相反，我梦到了铁路。梦到了战时的某个时候，在伯明翰换车的情景。远处的守车在站台的尽头，正徐徐驶出来。我的手提箱擦着我的小腿。列车一片漆黑；车站灯光昏暗。一张我看不清楚的火车时刻表，表面的数字一片模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希望；再也没有火车了；凄凉，黑暗。

这样的梦如果有意义时，你会认为可以梦想成真吗？但是梦是不知道它们如何受到梦想者青睐的，就如它们不知道如何区分细微差别一样。车站的梦，我每三个月会梦上一回，只是重复同样的梦，像一圈环形胶卷不断重复放映，直到我醒来时感到压抑气闷，情绪低落。那天早晨我醒来时，耳旁是时间与粪便两种声音：大时钟与我房间角落里的排粪管。时间与粪便：那是古斯塔夫在哈哈大笑吗？

在主宫医院，同一位穿着白外衣的憔悴看门人又带我参观起来。在医学区域，我注意到了被我以前忽视的东西：一台自助式灌肠机。那是一种遭到古斯塔夫痛恨的东西铁路、毒药、灌肠机、奶油馅饼——它由一张窄凳、一个空心尖状物再加一个垂直的把手构成。你骑坐在凳子上，伏到空心的尖状物上，然后给自己灌满水。至少它可以让你私下里灌肠。我与看门人都不怀好意地哈哈笑了起来：我告诉他说我是医生。他笑了笑，然后去取一件他说定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回来时，他拿着一只很大的硬纸板鞋箱，里面是两颗保存良好的人头。人头上的皮肤依然完好无损，似是岁月已使皮肤的颜色变成了褐色：大概是像一罐陈年的红葡萄酱那样的棕褐色吧。大多数的牙齿还未脱落，但是眼睛与头发没奋留下来。其中一颗头颅重新装上了一头劣质的黑色假发与一双玻璃眼睛（眼睛是什么颜色？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肯定，它们没有爱玛·包法利的眼睛那样复杂）这种企图使这颗头颅显得逼真的努力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看上去倒像一张孩子的恐惧面具，一张放在卖化装舞会物品的商店橱窗里的万圣节“不请客就捣乱”的脸蛋。

看门人向我解释说，这些头颅是让—巴蒂斯特·洛莫尼耶的作品，他是阿希尔一克莱奥法斯·福楼拜在医院的前任。洛莫尼耶正在探索保存尸体的方法；市政府容许他用判死刑的罪犯的头颅做试验。我想起了古斯塔夫童年里的一件事。六岁时有一次，他与姑父帕兰到外面散步，经过了一个断头台。断头台上刚行过刑：鹅卵石还印着鲜红的人血。我怀着希望提起这件事；可是看门人摇摇头。否则这是一个不错的巧合，只是时间不一致。洛莫尼耶1818年就已经去世；再者，鞋盒里的两个人头标本事实并不是在断头台上砍下来的。他指给我看了就在下巴下面的那些上绞刑的人曾因绞索勒住产生的深深的皱纹。当莫泊桑在克鲁瓦塞看到福褛拜的尸体时，其脖子又黑又肿。这是中风猝死的情形。这不是一个人在浴室里上吊的迹象。

我们继续参观博物馆，直到我们来到了存放鹦鹉的那个房间。我拿出我的宝利来相机，他容许我进行拍摄。我把照片挟在腋下，看门人指出了我第一次来访时就注意到的那封复印信函。那是福楼拜在1876年7月28日写给布雷恩夫人的信：“你知道在过去三个星期里我把什么东西放在我桌上，放在我的面前？一个鹦鹉标本。它忠于职守地在那里守望着。看到它，开始让我生气了。但是我把它放在那里，是想让我的脑海里充满鹦鹉。因为此刻我正在写一个老姑娘与一只鹦鹉之间的爱情。”“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看门人说，他用手拍着我们面前的玻璃圆罩，“这就是那只真正的鹦鹉。”“那另一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