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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程的飞机上，他拿起一本杂志，一篇关于网球锦标赛的文章挑起了他的兴致，但是他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他的思绪还停留在三郡医院，不断地思索着他看到的一切，还有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数年来第一次，他突然开始审视自己投身医学的初衷。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他问自己。我想要什么？我能获得什么？我能为之奉献什么？身后我又能留下什么？他还没有结婚，现在看来估计永远都不会结。曾经是有些风流韵事，也有过一些露水情缘，但都不长久。从哈佛，到哥伦比亚，再到伦敦……然后呢？这一切到底将自己引向何方，倏忽之间，他找到了答案，下一步就在伯灵顿，在三郡医院。答案是如此坚定不移、不再更改，努力的方向一下子就确定了下来。在纽约的拉瓜迪亚机场，一下飞机他就给奥登拍了一封电报，仅仅三个字：我接受。

现在，低头看着院长随口一提的“新耶路撒冷”的建筑草图，欧唐奈蓦然回首过去这三年半的光阴，正如奥登·布朗所言，这一路走来不容易。所有主席预计会出现的困难都碰上了。然而，他们终于迈出了最困难的一步。

随着欧唐奈的到来，前外科主任悄然离职。欧唐奈重整旗鼓，召集了一批还期望提高医院水平的在职的外科医生，建立了更严格的外科制度，并组建起一个有威信的手术室委员会来监督指导。还有病理组织委员会，它原本已经差不多名存实亡，此刻也重新活跃起来。设立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减少手术失误，特别是杜绝对健康的器官实施不必要的手术。

而对于那些能力稍微差一点的外科医生，欧唐奈则委婉而坚定地敦促他们将工作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好几个笨手笨脚的，不称职的，只能负责机械地切割阑尾的医生，要么主动辞职，要么直接被解聘。尽管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丧失部分生活来源，可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主动辞职。在那些直接被解聘的人中，有一个外科医生把病人的一个肾摘除了，而病人早就已经切除了另一个肾。这个要命的错误在尸检时才被发现。

从医院的花名册中划掉那个外科医生没有碰到什么阻力，而其他的一些决定就显得很困难，在医师协会那里有些争议。两个被解聘的外科医生把医院告上了法庭，欧唐奈明白在法庭上免不了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他更怕记者会添油加醋，语不惊人死不休。

尽管有很多困难，欧唐奈和他的支持者还是大步向前，原先素质良莠不齐的职工被新的、高素质的医生替代了，有些甚至是欧唐奈自己从母校挖过来的人才。

同时，内科系统也迎来了新的领导——钱德勒医生，他在旧领导团队主事时就在本院工作了，但是一贯公开反对他们的政策。当他和欧唐奈都对医院的政策有异议的时候，在言语中欧唐奈感觉他有些夸夸其谈。但是作为内科专家，钱德勒至少在医疗建设方面是颇有作为的。

在这三年半里，医院的行政管理方式也经历了变革。在欧唐奈就职几个月之后，他向奥登·布朗推荐了一个年轻的行政助理，此人是他行医生涯里碰到的最好的管理人员之一。主席立即奔赴那个年轻人那里，两天之后，就带回来一份签好的合同。一个月后，旧院长带着丰厚的退休金很体面地退休了，他本人也觉得如释重负。哈利·托马赛利走马上任，现在整个医院的行政部门都在托马赛利的带领下稳健高效地运转起来。

一年前，欧唐奈当选董事会董事长，这让他成为医院医务工作的一把手。自此，欧唐奈、托马赛利和钱德勒医生一起成功提升了院内的实习生和住院医师的培训质量，现在报名申请的人越来越多了。

欧唐奈明白在医疗、培训、科研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已经42岁了，过几个月就将满43岁了。他也会疑虑，自己有生之年能否完成夙愿。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开端是美好的，他坚信，三年半之前，他在飞机上做的决定是正确的。

当然从目前的发展格局来看，还是有些薄弱环节。这是很难免的，毕竟任何事都无法一蹴而就。有些高年资的医生对改革仍有抵触，仗着有以老顽固尤斯塔斯·思韦恩为首的董事会的一帮老人撑腰，他们还是很能说得上话的。也许这也算是件好事，欧唐奈暗想，“年轻人的有些变革太仓促了”这句话也不无道理。由于这一股保守派的力量，有些计划不得不进行得谨慎一些。欧唐奈能说服自己接受现状，但是某些新人就不太乐意了。

正是由于改革中涉及的方方面面，让他在和鲁夫斯谈完后思考了良久。病理科是三郡医院旧领导班子的堡垒。乔·皮尔逊工作32年了，在科里关起门来做领导。他和董事会的那帮老人私交甚笃，时不时和尤斯塔斯·思韦恩对弈一下。更关键的是乔·皮尔逊能力卓绝，在工作中从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他年轻时是个活跃的科研工作者，曾担任国家病理协会主席。病理科的管理问题在于他在工作上专横独断，从不放手让别人做事。欧唐奈估计病理科的有些实验技术需要极大的改进，想法是很好，但这块骨头非常难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