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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40分。克劳福德·斯隆驾驶着一辆别克萨默塞特轿跑车，离开CBA新闻总部的停车场。像往常一样，他开的是CBA的车，它是包含在他的雇佣合同中的，他还可以让司机来开车，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他自己开车。几分钟后，他从第三大道转到59街，向东朝着罗斯福快速路驶去，心里还在想着刚刚结束的直播。

一开始他在考虑和因森的事情，然后他决定明天之前，不再想这位执行制片人。斯隆丝毫不怀疑自己与因森对抗的能力，他坚信自己能把因森送上电视台副总裁的位置，尽管听起来职位很高，但实际上是明升暗降。斯隆从未考虑过自己离开，而对方会留下的情况。就算有人暗示过他，他也只当作一个笑话。

相反地，他想起了哈里·帕特里奇。

斯隆很认可帕特里奇在报道达拉斯新闻的过程中匆忙但出色的表现，这更证明了他卓越的职业水准。通过达拉斯沃尔斯堡机场的寻呼系统，斯隆成功地联络到帕特里奇，并向他以及丽塔、明和欧哈拉表示了祝贺。主播经常会这样做——作为一种应有的品德——但是，当与帕特里奇有关时，斯隆就表现得不太热情。这种潜在的感觉使斯隆在对话中显得很尴尬，就像他平时和帕特里奇交谈时那样。而帕特里奇尽管听起来有些疲惫，但还是很自在的。

斯隆在车里，默默地扪心自问：我觉得哈里·帕特里奇怎么样？答案也是同样诚实的：他让我感到地位不稳。

这个问题和答案都可以追溯到不远的过去。

他们二人相识已经超过20年了，这与他们为CBA工作的时间一样长。两人几乎同时进入CBA新闻台工作，从一开始，他们就事业有成，却性格迥异。

斯隆个性挑剔，一丝不苟，着装和言谈十分讲究，他享受获得权威的感觉，会自然地表现出来。晚辈们都习惯称呼他为“先生”，迎面碰到也会给他让路。对于不太熟悉的人，他总是很含蓄，稍显冷淡，尽管他敏捷的思维几乎不会错过任何人际交往中的信息，不管是明说还是推断。

而帕特里奇正相反，他的行为比较随意，不修边幅，最爱穿花呢夹克衫，很少穿正装。他处事方式比较随和，平等相待，让人感觉很舒服。有时，他给人的感觉是对什么事都不太在乎，不过，这些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假象。帕特里奇在记者生涯的早期，就学会了把自己敏锐超群的智慧隐藏起来，当他看起来没有权威的时候，就能发现更多的东西。

他们二人的背景也很不相同。

克劳福德·斯隆来自克利夫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克利夫兰，他接受了早期的电视职业训练。哈里·帕特里奇则是在多伦多的加拿大广播公司开始职业生涯的，在此之前，他在加拿大西部的小广播电台和小电视台里做播音员兼气象预报员，他出生在离卡尔加里不远的阿尔伯塔省一个叫德温顿的村子，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

斯隆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帕特里奇连高中都没念完，但在新闻工作中，帕特里奇实际的教育水平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CBA的工作表现不相上下，结果他们就被视为竞争对手。斯隆把帕特里奇视为对手，甚至是阻碍自己晋升的威胁。然而，对于帕特里奇是不是也这样想，他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

两人之间的竞争在报道越南战争时达到了白热化。他们在1967年年末被电视台派到越南一起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确实合作了。斯隆把这场战争当作自己晋升的绝佳机会，他那时已经盯上了全国晚间新闻主播的位子。

斯隆知道自己晋升的关键，在于尽可能频繁地出现在晚间新闻节目中。因此，到达西贡不久之后，他就决定不能离开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这个“东方五角大楼”太远，司令部位于西贡5英里以外的新山一空军基地。就算要外出，他也会尽早返回。

很多年以后，斯隆还记得自己与帕特里奇有过这样一次对话。帕特里奇说：“克劳福德，就凭参加‘西贡蠢话’和在‘卡拉维尔’无所事事，你是不会真正了解这场战争的。”“西贡蠢话”是记者团对军方吹风会的戏称；“卡拉维尔”酒店的酒吧是国际新闻媒体、高级军官和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经常光顾的地方。“如果你说的是有危险，”斯隆傲慢地回答，“我可以跟你一样出生入死。”

“我说的不是危险，反正我们都要去冒险。我说的是深度报道。我想要深入了解这个国家。有时候我不想提军事，不只是执着于报道人们想看的交火枪战的新闻。那样就太过简单了。如果我做军事报道，我就会到前线去，看看美国新闻处发言人说的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