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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是吗？”许多人喃喃道。他们一直以为这片营地只是临时住所，是找到更佳居住地之前的过渡。突然间，它似乎变成了永远。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是流亡者，而是囚犯了。”维克多毅然说道，“我们必须离开。”

“我敢肯定，他们很快就会想出办法来。”虽然安东尼奥完全赞同，口中却仍在劝他。

“但我们不能再假装这是个安全的避风港了！”维克多坚持道，他年轻的战斗精神不肯衰退，“难道不该想办法回到西班牙吗？我们只是坐在这里打打牌，听人念马查多的诗，我的天哪！”

他说对了。他们只是这所室外监狱中的俘虏。现在，离开这里的唯一途径是加入志愿工作组。男人们被装进运送牲口的卡车，赶到千里之外的陌生之地，然后像牲畜一样被人检查体力，委以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修公路和铁道或者种田，几乎没有自由。这更像是奴役。

像许多战士一样，安东尼奥忖度着，难民营的位置更有利于他们翻过群山，逃回西班牙，重新开始反抗佛朗哥的斗争。他勤勤恳恳地教一群孩子认字，孩子们每天围在一起看他在沙滩上画字母。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成为几百公里外某个法国村庄中的无偿劳工。这个怀着敌意的国家只能容忍他的生存，却绝不容忍他有更多的权利。

这个曾经貌似安乐窝的地方现在成了紧紧捆住他的套索。事实上，他极其后悔离开西班牙。几个月前从巴塞罗那逃跑时，他跟在一群向北逃亡的人身后。从那时起他就痛苦极了——也许他本该向南奔赴马德里。

很多民兵心中仍有这样的信念：只要马德里还在，就不能算完全战败，自己应该待在祖国保卫剩余的国土。但对有些人来说，幸存就是放弃、顺从、听之任之。他们开始观看日落，欣赏那短暂却辉煌的壮丽时刻，看着祖国从迷雾中浮现，那儿似乎近得触手可及。

几个月来，难民们逐渐回复日常的安全感与程式，开始模拟真实的生活。他们用街道名称来称呼一排排的木板房，甚至用酒店的名字为居住的棚屋命名。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尽力给这种日子赋予些许价值。

对一些人来说，让生活有意义的方式是进行小规模的叛逆和颠覆行为，比如用沙子堆一座佛朗哥半身像，抹上糖浆，招来无数苍蝇。维克多善于煽动这种活动，有人发现了他的反抗态度。卫兵知道他是个爱招惹麻烦的人，等着他再次越界。一天排队吃饭，他的动作慢了些。那天晚上，他被卫兵埋在了沙子里，一直埋到了脖颈。沙子进入他的眼睛、耳朵和鼻孔，他差点窒息而死。连卫兵都开始怜悯他，凌晨三点，他们拙劣地将一杯水端到他的唇边。

那天晚上，维克多踉踉跄跄地回到棚屋，安东尼奥起来照顾他。这位年轻人气疯了，焦渴和暴怒令他发狂。对这些卫兵的仇恨几乎喷薄而出，他愤怒得想要杀人。

“尽量想点别的事情。”安东尼奥坐在他床头平静地说，“不要因愤怒而让他们得意。把怒火保存下来，以备将来之用。”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这些虐待狂的行径已经唤起这位热血青年刻骨铭心的仇恨。

春天来了。天空更加碧蓝，太阳升起，灰暗的沙滩转为金黄色，大海映出澄澈的天空。直到这时，人们才想起过去曾经多么热爱海滩。它曾是休闲的地方，孩子们在飞溅的海浪中嬉戏玩耍，而现在这片海岸嘲笑着他们所有快乐的记忆。

但这个春天也带来了最糟糕的一天。消息传来，国民军攻陷了马德里。这件无可避免的事此刻成了现实。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佛朗哥宣布大获全胜。他收到了教皇发来的一封贺电。

在格拉纳达，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佛朗哥的支持者挥舞着旗帜。孔查放下百叶窗，关上店门，回到楼上的卧房内休息。右翼市民在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多数派，看到他们脸上的喜悦与必胜信念，她难以承受。两天后，她又出现了，透过窗户望着外面她敌视的新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她从来不希望看到。

很多难民必须面对现实：回到西班牙会十分危险，只能继续流亡。新政权不会大赦为反对佛朗哥而战的人，民兵只要踏入西班牙，毫无疑问会被逮捕。很多媒体报道了佛朗哥对敌人的大规模屠杀。最安全的选择是移民国外。

“你为什么不去申请呢？”维克多提议，他刚刚发现亲人已经起航前往墨西哥。

“我不能放弃祖国。”安东尼奥说，“家人可能不知道我还活着，如果他们知道，一定希望我回家。”

“不管怎么做，我们大概也无法得到位置。”维克多说，“我听说撤离委员会收到了很多申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