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每次，听到律师事务所的门开了，米莉亚姆都有点失望。九点半左右，她的同事们陆续到达。泡咖啡，此起彼伏的电话声，地板发出的吱嘎的响声，原有的宁静就这样被打破了。

米莉亚姆八点钟前就到办公室了。她一向第一个到。她总是只打开自己办公桌上那盏小小的台灯。在这一小圈光晕下，在这洞穴般的静谧里，她又重新找回做学生那些年时才有的全神贯注。她忘掉了一切，兴致勃勃地翻阅卷宗。有时走在黑暗的走廊上，手里拿着资料，她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她来到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

米莉亚姆重新开始上班的那天，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如同孩子般激动不已。她穿上新裙子、高跟鞋，保姆路易丝感叹道：“您真美。”路易丝把亚当抱在怀里，在女主人即将跨出大门的那一刻推了她一下。“您别担心，”路易丝又一次说道，“家里会一切都好。”

帕斯卡热情欢迎米莉亚姆的到来。他给她安排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中间有一道门，这门也的确经常开着。仅仅在她到来的两三个星期后，帕斯卡就把一些此前同事绝对不能染指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她。若干个月之后，米莉亚姆独自一人负责十多个客户。帕斯卡鼓励她多锻炼，早日成为熟手，让她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工作能力，他知道她有这份能力。她从来不拒绝。对于帕斯卡给她的卷宗，她全盘接受，从来不会抱怨工作得晚。帕斯卡经常对她说：“你完美无缺。”很多个月里，那些小案子几乎压垮了她。她为可怜的毒品贩子，为智障，为裸露癖，为无能的持械抢劫犯，为醉酒驾驶的人辩护。她处理的案子几乎都是过度举债、信用卡诈骗或者身份窃取一类的。

帕斯卡相信她能够找到新客户，他鼓励她在司法援助上多投入些。她每星期去两次波比尼法庭，在走廊上等待，直到夜里九点，眼睛盯着手表，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有时她也会发火，生硬地回答她那些不知所措的客户。但是她尽一切所能，得到了她所能得到的一切。帕斯卡经常对她说：“你必须熟记案宗。”她确实尽了力，她经常读诉讼笔录到深更半夜。她带有一种疯子般的狂热工作，最终这一切都有了回报。旧客户把她推荐给朋友。她的名声在犯人间流传开来。她让一个年轻男人最终避免了看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牢狱之灾，年轻男子承诺会报答她：“是你把我救出来的，我不会忘记这点。”

有一天，已经是大半夜了，她被叫出去，有人进了看守所。她的一个客户因为家庭暴力被捕。可他此前和她发过誓，说他根本不可能打女人。她在黑暗中起身穿衣，凌晨两点，轻手轻脚地，她向保罗侧过身，和他吻别。他嘟囔着转过身去。

丈夫经常说她工作太卖力了，听到这话，她颇为恼火。对她的反应，保罗也感到不快，夸张地说是为她好。他假装担忧她的身体，担心帕斯卡对她过度剥削。她试着不去想自己的孩子，不让自己陷入罪恶感中。有时她甚至觉得大家都结成同盟和她作对。婆婆试图说服她：“米拉生病就是因为她觉得太孤独了。”她的同事从来不曾在下班后提议和她一起去喝一杯。看到她夜里还待在办公室，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可你不是有孩子的吗，你？”直到有一天，米拉的老师把她喊了去，谈到米拉和班里一个女同学间发生的一件小事。米莉亚姆说自己感到很抱歉，前几次家长会她都没能来，让路易丝代为出席，灰头发的老师做了一个大大的手势：“要知道，这就是世纪病！所有可怜的孩子都只能自己顾自己，而父母则沉浸在相同的野心中。很简单，父母每时每刻都在奔忙。您知道父母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快点！’当然了，是我们在承受一切。我们要为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被弃付出代价。”

米莉亚姆真想让她打哪儿来回哪儿去，但是她做不到。也许是因为这个小椅子，她坐得很不舒服的小椅子，这间散发着油漆和橡皮泥味道的教室？因为这里的背景？老师的声音把她带回童年，必须服从和备受约束的年龄。米莉亚姆微微一笑。她机械地谢过老师，保证米拉会进步的。她竭力忍住才没有把这个老女人对女人的蔑视和道德训诫扔回她脸上。她太害怕这个灰头发的女人会把仇恨报复到她孩子身上。

帕斯卡似乎能够理解她内心的狂热，她对于认同以及挑战自我极限的渴求。帕斯卡与她仿佛投入了一种模糊的战斗。他推她，她和他对抗。他让她精疲力竭，她竭力不让他失望。有一天，他请她下班后去喝一杯：“你来我们这里已经半年了，应该庆贺一下，不是吗？”他们在街上静静地走着。他为她打开酒吧的门，她报之以微笑。两个人在酒吧里面坐下，坐在铺了垫子的凳子上。帕斯卡要了一瓶白葡萄酒。他们谈起手上的一桩案子，然后很快，他们就开始追忆起大学时光：他们的朋友夏洛特在十八区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聚会，可怜的塞丽娜在口试那天非常可笑的心理危机。米莉亚姆喝得很快，帕斯卡让她笑个不停。她不想回家。她真希望自己的行踪不需要知会任何人，真希望没有人等她。但还有保罗，还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