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丝打开公寓的百叶窗。现在刚刚过了凌晨五点,外面的路灯还亮着。街道上有个男人在走,擦着墙,想要尽量避开风雨。暴雨下了整整一夜。风在各种管道中、在她的梦里呼啸。大雨横扫,如鞭子一般抽打着大楼的墙面和窗户。路易丝喜欢看外面的风景。就在她家对面,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周围是个灌木丛生的小花园。今年夏初,一对年轻夫妻在这里安下家来,一看就是巴黎人,星期天,孩子们荡秋千,清理菜园。路易丝在想,他们搬到这个社区来干什么呢?

因为缺觉,她浑身哆嗦。她用指甲尖剐蹭着窗户一角。她近乎疯狂地擦拭窗户,一个星期两次,可仍然是徒劳,玻璃在她看来总是那么灰蒙蒙的,覆满灰尘和黑色长痕。有时,她简直想要把玻璃擦破。她用力擦,越来越用力,用食指尖擦,指甲都破了。她把手指送进嘴里咬住止血。

公寓只有一间房,既是路易丝的卧室也是她的客厅。每天早晨,她小心翼翼地合上沙发床,罩上黑色的沙发罩。她在矮桌上吃饭,电视一直开着。贴墙放着的硬纸箱仍然没有打开。也许纸箱里有能够给予这间没有灵魂的公寓些许生机的物件。沙发的右手边,有一帧红发少女的照片,放在一个亮闪闪的镜框里。

她很小心地把她的长裙和衬衫铺在沙发上,抓起放在地上的轻便女鞋。鞋子是十年前买的,当时的款式,可是她穿得很小心,所以现在看起来还很新。是那种亮皮女鞋,款式很简单,方跟,前方缀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她坐下来,开始清理其中的一只,将一小块化妆棉浸在卸妆油里。她的手势轻缓、准确。她带着一种狂躁的小心擦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使命中。化妆棉很快脏了。路易丝将鞋子凑近独脚小圆桌上的台灯,待到皮面在她看来足够亮了,她才放下鞋子,拿起另一只。

现在实在太早,因而她还有时间修理一下因为家务而损坏的指甲。她为食指包上创可贴,然后很小心地给其他指甲刷上玫瑰色的指甲油。尽管很贵,她生平第一次去理发店染了发。她在脑后盘了发髻,化好妆,蓝色的眼影让她有点儿显老,因为她的身形是那么柔弱、那么瘦小,打远处看像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而实际上她已经是两倍于二十岁的年龄了。

她在房间里转了个圈,这间房从来没有显得那么小、那么窄。她坐下,然后几乎马上就重新站了起来。她可以打开电视,喝杯茶,看一会儿她放在床边的过期的女性杂志。但是她害怕自己会放松下来,听凭时光溜走,然后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太早醒来,这让她变得脆弱,变得容易受伤。只要随便一点什么借口让她闭上一分钟的眼睛,她就立刻会睡过去,就会迟到。她必须保持清醒,必须成功地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第一个工作日上。

她不能再在自己家中等待下去。还不到六点,她提前了太多,但她还是疾步走向快速火车的车站。她用了十五六分钟的时间抵达圣莫德弗塞火车站。在车厢里,她坐在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面,对方蜷作一团昏睡,前额抵在车窗玻璃上。她凝望着他那张精疲力竭的脸。车每到一站,她都在犹豫要不要叫醒他。她很担心他会迷路,坐过了站,怕他一个人在终点站醒来,怕他不得不原路折返。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不和人攀谈是理智的行为。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棕发姑娘,很漂亮的,差点给她一记耳光。“你为什么盯着我?嗯?我有什么好看的!”她吼道。

到了奥贝尔,路易丝跳上站台。这时人开始多了起来,就在她爬上通往地铁站的楼梯时,有个女人撞了她一下。羊角面包和热巧克力的味道令她的喉头一阵发紧。她在歌剧院站转上7号线,往布瓦索尼埃方向。

路易丝早到了将近一个小时,她在天堂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坐了下来。咖啡馆没什么好的,但是可以看见进出大楼的人。她把玩着小咖啡勺,羡慕地望着坐在右手边的那个男人,他在吸烟,丑陋的厚嘴唇间吞吞吐吐。她真想抓过他的手,长长地吸上一口。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付了咖啡钱,走进了安静的大楼。等一刻钟再按门铃,这会儿她就坐在两层楼之间的台阶上。她听见一阵响动,几乎还没有时间站起身来,就看见保罗跳着下了楼梯。他的胳膊下夹着自行车,脑袋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头盔。

“路易丝?您早就到了吗?为什么不进门呢?”

“我不想打搅你们。”

“您没有打搅我们,正相反。来,这是给您的钥匙,”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说,“来吧,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