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圣—加尔达被阉割的阴影 一

卡夫卡的形象在今天或多或少已被众人接受，这个形象的基础，是一本小说。麦克斯·布洛德（MAXBROD）在卡夫卡逝世后不久就写出了它，并在1926年出版。请您们好好品尝题目吧：《爱情的欢喜王国》。这本钥匙—小说①是一本需要钥匙的小说，从他的主人公，一位名叫诺威（NOWY）的布拉格德裔作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布洛德炫耀自己的自画像（为女人所宠爱，为文学家所妒嫉）。诺威—布洛德让一个男人戴了绿帽子，这个男人却设下毒计，结果把诺威扔进监狱4年。我们一下子处在一个由最没有真实性的巧合编成的故事里（人物纯粹偶然地相遇，在海上一条客轮上，在海法的一条街，在维也纳的一条街），观望一场好人（诺威，他的情妇）与坏人（戴绿帽子者——其卑俗与他的绿帽子完全相称——和一位文学评论家，他有步骤地对诺威的所有好书进行了压制）之间的争斗。人们为情节上的起起落落而感动（女主人公自杀，因为受不了在被戴绿帽子者和给戴绿帽子者之间生活），欣赏诺威—布洛德的心灵的敏感，这个诺威—布洛德在任何场合都晕倒。

––—

①法文ROMAN－CLE，直译为钥匙—小说，意为关键性小说。

如果没有加尔达这个人物，这部小说在读完之前就会被人遗忘。因为加尔达，诺威的挚友，正是卡夫卡的一幅肖像画。没有这把钥匙，这个人物可能是全部文学史上最无聊的一个人物；他的特点被描写为“我们时代的圣人”，但是即使在他的圣职上，人们也未能得知什么重要的东西，除去有些时候，诺威—布洛德在爱情的难关上，去他的朋友那里讨一个建议，后者却无力回答，因为作为圣人，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

多么令人赞叹的悖论：卡夫卡的全部形象以及他的作品在其身后的全部命运第一次被设计和描写，竟是在这样一部天真的小说里。这个蹩脚的作品，这个讽刺性的小说的产物，从美学上讲，恰恰与卡夫卡的艺术相对立。

二

且引用小说中这样几句：加尔达“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圣人，一个真正的圣人。”“他的高于别人之处，其中有一点，是他的始终的独立、自由和在所有神话面前如此圣者般地保持理智，尽管内心深处，他与他们同出一辙。”“他要绝对的纯，对其他一无所求。”

圣人，圣者般地，神话，纯洁，这些词并不是出自诡辩，应当从字意去理解它们：“在脚踏过这个地球的所有圣人和所有预言家当中，他是最沉默的……或许为成为人类的导师，他只需要对自己的信心！不，这不是一位导师，他不曾像其他人类的精神领袖那样，向人民讲话，也不对弟子讲话。他始终缄默，因为他早早就已步入了伟大的神界了吗？他所作的大概比菩萨想要做的还困难，因为假如他成功，那便已是永恒之就。”

还有：“宗教的所有创始人们都对自己深信不疑，其中却有一位——有谁知道他在所有人中是否最诚恳？——老子，却从自己的运动回到阴影中，加尔达无疑也如此做了。”

加尔达被描写为写作的人。诺威同意在有关他的著作问题上，做他的遗嘱的执行人。加尔达对此曾经这样请求他，但是其条件颇为奇特：毁掉一切。“诺威猜出了这一意愿的原因。加尔达不是宣示任何新的宗教，他是想生活自己的信仰”，他要求自己，做最后的努力。由于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他的文稿（帮助他往高峰攀登的可怜的台阶）对他说来便不存在什么价值。

然而，诺威—布洛德不肯服从他的朋友的意愿，因为在他看来，“加尔达的文稿，即使是以简单文论的方式，也使在黑夜游移的人们预感到他所追求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善”。

是的，一切都在里面了。

三

没有布洛德，我们今天甚至不会知道卡夫卡的名字。布洛德在他的朋友死去才不久，马上让人出版了他的三本小说。没有回响，于是他明白，要强使卡夫卡的作品被人接受，他就必须打一场真正的持久的战争，让人接受一部作品，这就是说，介绍它，解释它。这从布洛德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炮手的攻势。序言：为《审判》（1925年），为《城堡》（1926年），为《美洲》（1927年），为《一场战斗的描写》（1936年），为日记与书信（1937年），为短篇小说（1946年），为《谈话录》（杰努什著，1952年）；然后，搬上戏剧：《城堡》（1953年），《美洲》（1957年）；尤其重要的是四部阐述性的大部头（请注意标题！）《弗朗兹·卡夫卡传记》（1937年），《弗朗兹·卡夫卡的信仰与教导》（1946年），《邦朗兹·卡夫卡，指出道路的人》（1951年），《弗朗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失望与拯救》（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