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巴努什 不再让人发笑的日子 幽默的发明(第3/9页)

我作为无宗教信仰者被养育成人,一直为此而高兴。直到有一天,在共产主义最鼎盛的日子里,我见到了一些被侮辱的基督教信仰者,一瞬间,早期青年时代我所保留的、具有挑战性的和诙谐味道的无神论主义,像一种青年人的稚拙不翼而飞。我那时理解我的信教的朋友们,为声援和激动所驱使,我有时陪他们去望弥撒。尽管这样做,我仍达不到那种信念,即认为上帝作为一个指导我们命运的存在而存在着。不管这种争论如何,我又能知道什么呢?他们又能知道什么呢?他们肯定自己的肯定吗?我这样坐在教堂里,心里有一种奇怪而又幸福的感觉:我的不信仰和他们的信仰奇特地彼此接近。

古井

什么是一个个人?他的认同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小说都在给这些问题寻找一个答案。到底通过什么,一个自我给自己下定义呢?通过一个人物所做的事,通过他的行动?但是行动避开了它的主动者,几乎总是返回来与其对立。那么通过他的内心生活,他的思想,他的被隐藏的感情?但是一个人是否有能力自己理解自己?他的被隐藏的思想是否可以作为他的认同的钥匙?或者人是由他的看世界的眼光,他的想法,他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所确定?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美学:他的人物被根植在个人的非常独特的意识形态中,按照这个意识形态来说,那些人物都遵循一个不可动摇的逻辑而行动。反之,在托尔斯泰那里,个人的意识形态远非一个稳定的个人认同可建立于其上的东西:“斯泰法恩·阿卡迪耶维奇(ST′EDIEHUMPHANEARCADI′EVITCH)既不选择态度也不选择观点,不,态度与观点自己朝他走来,有如他不选择他的帽子的形状,或他的礼服的样式,只去穿戴平常人们的穿戴。”(《安娜·卡列尼娜》但是,如果个人的思想不是个人的认同之基础(如果它并不比一顶帽子具有更多的意义),那么这个基础在哪里?

对于这个没有终结的寻找,托马斯·曼作出了他的十分重要的贡献:我们思考行动,我们思考思想,但是在我们这里,思想着与行动着的却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远得无法追忆的习惯,原始型,它们已成为神话,从一代到另一代,拥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从“古井”(如曼所说)遥控着我们。

曼说:“人的‘自我’是不是紧紧地被限定,并被密封地关闭在他的肉体的表面的限度中?他由之组成的许多因素难道不属于他之外和他之先的宇宙?……普遍的精神与个人的精神之区别,在过去并不像在今天这样使众魂灵敬而畏之……”;并且,“我们会面对一种现象,我们将愿意称之为摹仿或继续,也即一种生活的观念,它认为每个人的作用旨在复苏某些既定的形式,某些由先人建立的神话的图腾,并使它们再生”。

雅各布(JACOB)与他的兄弟埃萨禹(ESAUB)之间的冲突,只是过去阿贝尔(ABEL)与该隐(CAIBN)之间的竞争,是上帝的宠儿和另一个被无视、被妒嫉的人之间竞争的复活。这个冲突,这个“先人建立的图腾”,在雅各布的儿子约瑟夫(JOSEPH)的命运中找到了新的化身,约瑟夫本人也属于享有特权的种族。由于他从遥远而无法忆及的特权人的负罪感所蜕变,雅各布让他去与他的妒嫉的兄弟们重新和好(一个后果惨重的主动行为:兄弟们后来把他扔进井里)。

哪怕是痛苦,一个表面看来无法控制的反应,也仅仅是一个“摹仿和继续”:当小说向我们描述雅各布哀悼约瑟夫之死的行为和语言时,曼评论道:“这完全不是他平日习惯的说话方式……诺亚(NO′E)早已对于洪水说过相同或近似的话。雅各布把它据为己用。……他的失望用一些多少被神圣化的方法来表达……尤其还得不让人对他的自发性有半点怀疑。”重要的提示:摹仿不意味着缺少真实性,因为个人不可能不摹仿已经发生过的;他如此真诚,因而仅仅是一个再现;他如此真实,因而仅仅是源自古井的建议与命令的合成结果。

不同历史时间在小说里同时存在

我想到我开始写《玩笑》的那一天:从一开始,完全自发地,我就知道,通过杰罗斯拉夫(JAROSLAV)这个人物,小说将把它的目光注入往事(人民艺术的往事)的深层,我的人物的“我”将在这一目光下和通过这一目光表现自己。而且,全部四位主角也这样创造出来了:四个共产主义者的个人的宇宙,嫁接在四段欧洲的往昔之上。卢德维克(LUDVIK):生长在伏尔泰式的辛辣的共产主义之上;杰罗斯拉夫:作为一种欲望的共产主义,重建保留在民间创作中的父系制的往昔;科斯特卡(KOSTKA):嫁接在福音书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海伦(HELENE):共产主义,一个自我感情式的(HOMOSENTIMENTALIS)的热情主义的源泉。所有这些个人的世界在它们被分解之刻被捕捉:共产主义瓦解的四种形式;也可以说:四个古老欧洲的冒险之崩溃。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155 3422 9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