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在颤抖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第2/7页）

我们要在那里住几个夜晚，米歇尔占了整个二层的大房间。我住的是一间狭长的凹室，外面有一个小阳台，面对着大海。白天天气闷热，夜里风大而凉爽。我的房间与大海只隔着一道狭窄的沙堤，夜间，大海掀起巨大的波涛，像一个个坚硬的大黑石块，汹涌着向我奔腾而来。浓云密布，云头低垂，就像我过去看过的《麦克白》中被妖婆盘踞的荒野，但却更好看；我不知道这浓云来自何方，到何处去，只见月亮时隐时现。落地窗突然被风吹开了，海风灌满了整个房间。我走到阳台上，衬衫被风卷起，我觉得自己像沙滩上的一根麦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窗子关上，以免风吹进旁边的房间。风声和涛声都减弱了，只能听见从烟囱里发出的像猫头鹰嚎叫似的声音。房间里就我一个人，我像被封闭在盒子里的玩具娃娃，与可怕的世界隔绝了，孤单地被包围在黑夜之中。在我的背后，在新砌的墙壁的另一边，爆炸性的新闻顺着电报线路飞速地传播着。人类世界在颤抖；奥地利的一位大公刚刚到达萨拉热窝，竟也成了一只猎物，就像死在他手下的一只驼鹿或狗熊。我后来在他的波希米亚城堡见到他打猎的战利品，感到恶心。他的死，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将九百万人推向了死亡。不但我不知道，就是我周围的大多数酣睡着的人也没有察觉。“我看见夜空凄惨，月亮在乌云中奔跑。”我后来借哈德良之口说出这句话，最早却是在这时想到的。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事物的无秩序寓于秩序之中。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萨拉热窝战火引起的后果也是如此。

从那以后，到处一片混乱：以分钟甚至以小时计算的时间似乎显得太短，难以容纳那么多的事件。

我们听到的钟声像可怕的瘟疫，从法国的佛兰德地区传到比利时的佛兰德地区，但记不得是在那天早晨还是第二天早晨。人们的反应是无限的恐惧，彻夜不眠，而且束手无策。每天清晨，人们手上端着咖啡，趴在报纸上贪婪地阅读着新闻，就如同现在的新闻媒体散布的全是原子弹爆炸或环境污染的消息，说不定哪一天人们就会命归西天。最善于观察形势的人发现，按月租用的旅馆和别墅里的德国人不见了；作为一家之长的丈夫或父亲也走了。大学生的互相决斗不仅自己伤痕累累，而且也经常弄得他们满面伤痕，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时尚；但是，他们第一批走了，很少有妻子和子女陪同，也很少带行李。人们看到的是草菅人命的帝国又一次犯下的罪行，乔装成海滨浴场救生员的士兵也被帝国召回去了。第二天，劳尔大使夫人乘坐着塞满军人的俄国火车，经过五天旅行回到了国内。说得更确切，她是比利时驻波斯公使夫人，因为战前还没有向小国派驻大使。这没有关系：赌注已经下了。在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密谋编织一张覆盖欧洲之网，而且这张网还通过殖民地覆盖着整个地球：锡克人、僧伽罗人、塞内加尔人、安南人，都成了灰白皮肤人种争夺的牺牲品；一些法国银行家纷纷向俄国借款；各地的工厂都储备钢材，加足马力生产，用其产品去消灭无名者的肉体；新闻报刊每时每刻都在散布谎言。一些令人厌恶的核心小集团已经形成：狂妄分子手持卡宾枪沿河巡逻，去搜寻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间谍。保姆给小女孩儿找事干，叫她们洗旧纱布团，就像在七十年代的晴好日子里做的那样。然而，有一件事让人感到精神振奋：八月，巨大的钢铁怪物在离河堤不远的浓雾中出现了；人们相信得救了；英国守护着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一批德国先头部队到达之时，整个海岸线就成了两军对峙的前沿阵地。

米歇尔是第一个被惊醒的。必须逃命。但通往里尔和巴黎的公路被切断了；火车不通了。汽车还可能通行；但米歇尔没有汽车，连辆破车也找不到。人们猜想，是因为有一辆车在敦刻尔克或贝顿的公路上抛锚，弄得箱破马亡，人们只好徒步逃命，因此造成交通堵塞。

就连忠于职守的小型有轨电车也不能开了，因此只好有选择地带上一些箱子，步行去奥斯坦德。我们深夜起程，以便在天刚破晓之时到达港口。天空漆黑；月光下空无一人的别墅似乎一片惨白。我们一行人不多，是临时凑在一起的。有米歇尔、他儿媳妇、我、两个孩子。约兰德刚刚结束在布吕赫英国女修院的教育，还没来得及与家人团聚；她穿着一双小鞋，双脚磨得疼痛。后来又增加了卡米伊、一个英国女人、胖厨子多罗泰和X表兄。卡米伊一头红棕色头发，喜欢开玩笑，是残疾姨妈的奴仆，她被借给我父亲专门照料我。英国女人相貌平平，负责照看我的两个年轻侄子。X表兄也是平庸之辈，我小的时候，他给我照过相，现在也不可能回家乡里尔了。米歇尔-约瑟夫几天以前就出发找部队去了，但没找到，或者又走散了。他在英国赶上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