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雷街 28

自那个被辞退的英国女教师的故事之后，我掌握了大量的口头叙述的资料，我父亲带我在普罗旺斯或利古里亚乡间长时间漫步的过程中，后来又在一家旅馆花园的长椅上或瑞士医院长椅上反复跟我讲述了许多事。并不是说他喜欢他的那些回忆，那些回忆中的大部分对于他来说都是不相干的。但是，一个偶然的事情，阅读到的一本书，在街头或在路上看见的一个人，有点像是他把玩一时后又一脚踢进土里去的古代碎砖烂瓦似的，使他的那些回忆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涌现出来。我在听他讲述时，学到了一些超脱的经验：这些往日的片断回忆只是作为无需重新经历的一种经验之残余使他感到兴趣而已。“这一切，”他用一个当过兵的人往往一直到死都在使用的大兵的口吻说道，“这一切只是在休假时才有用。”

当我当晚就在我那些年的日记里记点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后来，当我回忆这些我已熟记在心的叙述的时候，我觉得米歇尔是在如此这般东拉西扯地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我现在明白了，空白之处非常之多，有几处是因为忌讳和害怕重新打开幽灵的橱门，在其余的情况中，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阶段，干脆就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我知道我这样说是在同所有与我们有亲属关系的心理学家唱反调，他们认为任何的遗忘都隐藏着一个秘密。这帮分析家同我们大家一样，他们不肯面对任何人生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的那种阴郁的空落。有多少日子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去度过啊！有多少事件、多少人和多少事情不值得人们去过问，更不值得人们去回忆啊！许多讲述自己往事的老人把自己的往事像球似的吹鼓起来，把它像搂一个老情人似的紧搂在怀中，或者相反，向它吐唾沫；他们在无可奈何时，就强调记不清或脑子很乱。小米歇尔完全不像他们这样，他甚至都不列提纲。“我经历过好几种人生，”他临终前在病榻上对我说，“我甚至都不清楚它们相互间有什么关联。”与大多数老年人相反，他的记忆也不是毫无节制的，他的叙述只谈及他所想说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想要写一下他所讲述的事情。

第一处空白牵涉到学校——高中或初中。这一切他都毫无兴趣。许多的大作家，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大作家，都从那些年代汲取了一种老调，他们几乎从中榨出自己的全部作品。他们在中学里找到爱情、欢乐、野心、崇高的思想和卑劣的阴谋，找到了节略的整个人生。有时，一切经过仿佛像是他们后来什么都没有学到似的，仿佛他们身上的精华在二十岁时便死去了似的。小米歇尔的一生既不像菲米纳·马凯兹，也不像《王子是个孩子的城市》，他只粗略地记得自己的一些争强好胜：阅览室里的抢先借阅和玩花招，愚蠢的玩笑，粗俗的闹剧，粗暴或剧烈的运动，对这些事他都十分在行，但他后来却很少以此来自吹自擂，他甚至还毫无兴趣地回想起自己当众人头领的那些露脸的事儿。没有一个比较喜欢、尊敬或仇视的老师的名字他还能记得住，没有一位他所感激的使他接近或指引他干一番事业的恩师的名字他还能记住的，也没有一个同学或朋友他还记得住的（只有一位是个例外，但我们将会看到，此人也算不了什么）。在这片荒漠之中，作为标本浮现的只有两个回忆：负责拉丁文课的年轻的基督徒大声地用讽刺的语调读学生们的法文译成拉丁文的文章，以引起众人发笑；尤其是米歇尔，他是刚从一所世俗学校被逐出转来的，因此首当其冲。

“同学们，这就是高中学生的拉丁文。”

“这将改变您的那种圣器室的拉丁文。”

米歇尔冲上去夺回自己的作业，狠命地撕碎了它。把蒙塔朗贝尔的文章译成西塞罗的语言的作业碎片经风一吹，飞飞扬扬，落在了学生们的课桌上。年轻的拉丁文老师以为派人去找校长进行惩罚能制止哄闹，米歇尔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刀来。穿黑袍的拉丁文老师提着下摆妨碍着他的两条麻秆儿腿的长袍慌忙逃走；四边形的走廊由一些间距相等的屋门分隔开来，只听见逃窜者用脚踹开门又用脚踢关上门的响声，以及在后面追赶的米歇尔及其同学们又把门踢开和踢关上的声响。一条走廊的尽头，校长办公室的房门敞开着，拉丁文老师冲了进去，在一片笑声和吼叫声中慌忙把门闩上。拿刀的那个学生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再有一个回忆，就是有关欲念的事。在另一所学校里，米歇尔的代数极差，便在一位穿黑袍的年轻老师的办公室里补课。他俩并排坐着，桌子下面，年轻神甫把手悄悄地放在学生的光腿上，然后又往上挪。米歇尔永远也忘不了那张哀求和羞耻的脸，忘不了那种饮鸩止渴和几乎痛苦不堪的神情，那是一种欲念和欢悦进行了一半即中止了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