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15（第2/5页）

一八六九年……一八六九年的八月……两个几乎是陌生的兄弟又一次沿着塞纳河畔的滨河街以及卢浮宫的列柱漫步，但几乎没有看周围的景物，接着又走到杜伊勒利花园的树木底下，杜伊勒利宫里的王宫守卫队当时还把宫堡的门窗紧紧关闭着，然而这宫堡不久以后也变成了焦土。他们陷入了无边的形而上学论辩中，剩下来的只有神经的极度疲劳和情绪低落。这两个迷失在大城市的瓦隆人已在不知不觉中与这永恒的巴黎融为一体，巴黎永远在变化更新：从中世纪争论共相是否存在的文人，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小青年；中世纪迪南地方的大卫离我们还不远，仍在火焰中呼叫，而当代的年轻人则交谈着他们对海德格尔或毛泽东的看法。他们具有该城市暂住公民的称号，在这里，也许比在其他的城市有更多的思想论争。

巴黎最招人注意的是明星拉帕伊娃、奥尔当斯·施奈德、声音洪亮的德雷萨以及带歌舞表演的咖啡厅里的轻歌剧，然而这些对他们都毫无意义。另一方面，第二帝国的豪奢淫糜朝欢暮乐他们也从不注意。他们信步来到在夏日淡蓝色的暮霭中已灯火辉煌的香榭丽舍大街。街上挤满了人群，大家在闲逛或吃冰淇淋。再过几个月，色当的屈膝投降正等待着他们，把他们变为围城中的耗子。奥克塔夫也许是要安慰一下那焦虑不安的年轻人，就让他看看周围的一片欢乐景象。任何别处都没有这种勃勃的朝气与闲适安逸混合在一起的氛围；像是抹了润滑油的弹簧似的，滋润滑爽的文化，上面又包着一层美味的表皮，简单说就是生活的甜蜜和惬意。雷莫摇了摇头。既然知道全世界的痛苦，那么他觉得这些幸福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奢侈淫逸和苟且怠惰，那些人对于不可避免的明天竟然全无察觉。他让他的哥哥观察那一个个陌生人，他们坐在桌子旁，面前摆着一杯苦艾酒或是冰咖啡，脸上一副目空一切的傲气或是蠢相，有的在微笑中露出一点微妙的恶意。这些猥琐小人，论人断事极为肤浅，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时趾高气扬，有时又极力隐藏起他们真正的嘴脸。忽然，奥克塔夫看到弟弟用友善的眼光看着一个衣衫褴褛穷困潦倒的流浪汉，他的眼神变得阴郁了，在他看来，这流浪汉比那些心满意足的小人离现实更近。

“为了生活，我必须感觉到我自己有用，这对我是必不可少的。”雷莫知道，他的观点中自由的倾向太重，不容易让已有的报刊杂志接受，他就由一位战友帮忙，在比利时创办了一家周刊，“为了捍卫人民的事业”。“不减轻人间的痛苦死不瞑目……”自然，他成了众人讽刺挖苦的目标。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学者，从来不为别人的不幸担心，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埃诺这里一旦有风吹草动，威胁到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就马上跳了起来。这些人斥责雷莫，说他不关心地方公益，反倒为加勒比人或卡菲尔人的命运悲痛不已。渴望着行动的年轻理想主义者辩驳道：“我们的灵魂足够宽阔，能够容纳所有不幸的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我们的智力足够机敏，能够给他们以援助。”也就是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使雷莫成为和平军团的一个创始人。这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团体，有点可笑，企图把一八六九年在滑溜溜的斜坡上滚入战争的欧洲支撑住。无论是老谋深算的卡福尔掌权的皮埃蒙特地区，陷在政治威望的陷阱中的法兰西，还是铁腕俾斯麦的普鲁士都不会听几个疯子的瞎嚷嚷。为了他的事业，雷莫花费了父亲留下的一部分遗产，翻译并印刷了千万份呼吁和平的传单，在他旅行时散发出去。当然，结果好比是一阵风把传单吹走了。自由宽松的帝国引起了一股希望，他的一位共和主义的朋友邦塞尔，十二月二日曾被流放过，此时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也让他高兴了一阵子。紧接下来一八七〇年的国难是更为深刻的悲剧，还有二十万人尸陈战场的血腥噩梦。

那时的比利时人，谴责普鲁士人的野蛮粗暴，但又从他们的胜利中占些便宜，至少认为谁打胜了谁就有理，年轻人看到这种现象不禁又羞又恼。在那“恐怖的一年”冬天，邦塞尔经过“反对现有制度，呼吁追求的一生”之后，筋疲力尽，英年早逝。他的朋友本不多，又失掉了这个人的支持。接着，一八七一年五月份，居斯塔夫·弗路朗被打死，他已经是个有名的年轻生物学家，因为他是无神论者，又攻击了帝国的权威，才二十七岁就被拉下了他心爱的法兰西公学的讲台。雷莫跟居斯塔夫一起从布加勒斯特旅行到君士坦丁堡。就是从那里，血气方刚的法国青年动身去参加了希腊的克里特岛上的人民起义。奥克塔夫怀着一点艳羡想着那两个同路的伙伴热情的谈话会有什么内容。居斯塔夫被任命为几处防御工事的统领，在夏杜的一个旅馆的门口被凡尔赛的军队打中了，那时他正掩护公社部队撤退。雷莫很是悲痛，尤其是想到在一段时期他曾跟这个人抱有同样的希望，他想象不到如何才能给他恢复名誉，心里就越发痛苦。他家里的任何人都不理解也不能容忍这种破坏性的胡闹。奥克塔夫伤心地轻声说道：“在他们和你之间的联系早就断了。你还只不过是个愤世嫉俗的绅士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你在造反；如果你拒绝从公正的严格原则上迈开一步，他们就认为你古怪刻薄不近情理了。”雷莫本人把他哥哥这温和的看法更推进了一步：“就像苍蝇成群地麇集在受了伤的身体上一样，恶毒的话像下雨似的，都射在我身上。”然而他还在战斗，又创办了一个杂志来继承那个办不下去的周刊，并且给外省的日报为他死去的朋友写悼念文章。奥克塔夫专注地目睹了他这孤独的斗争，让他想起易卜生笔下的培尔·金特在同一个时代的生活。他低声为他弟弟的一生作了概括：“与其所作的努力得不到成功，宁愿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