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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德国飞机已经被打下来了。它像彗星一般，拖着一长条浓烟倒栽下去。克罗普打赌的那一瓶啤酒输掉了，他心情恶劣地把钱掏了出来。

“希默尔施托斯当邮递员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等克罗普的失望情绪消退以后，我才说道，“为什么他一当了下士，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虐待人的恶棍了呢？”

这个问题使克罗普又活跃起来。“这倒不只是希默尔施托斯一个，那样的人还多的是。他们一旦肩上缝上了一个显示军阶的纹饰，或者佩上了一把军刀，就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了，好像吞下了混凝土似的。”

“是由于军服的关系。”我揣测道。

“大体上说，是对的，”卡钦斯基说，他准备长篇大论了，“可是根本原因并不在这里。譬如说，假使你训练一只狗吃马铃薯，后来你又拿一块肉放在它面前，它还是会把肉抢来吃的，这是它的天性。假使你给一个人一点点权威，他也会和希默尔施托斯一样，就像狗吃肉一回事。事情完全一个样。因为人在本质上首先也是一头野兽，不过也许正像涂着黄油的面包，他把自己文饰得道貌岸然一点罢了。军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一个人总得要有管理别人的权力。糟就糟在每个人的权力实在太大了。一个士官可以折磨一个小兵，一个中尉可以折磨一个士官，一个上尉又可以折磨一个中尉，一直把他折磨到发疯为止。而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这样干，大家不久也便或多或少地养成了这样干的习惯。举一个最简单的事例吧：我们正从练兵场列队回来，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可又下来了命令：唱歌。好吧，我们便没精打采地唱着，因为大家还要扛着步枪步履艰难地前进。可是一下子又要连队向后转，再来操练一小时作为惩罚。列队回来的时候，又命令大家唱歌。于是我们只好重新唱起来。这种种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也无非是因为有了那么点权力，连长的脑袋瓜就起了变化了。而且，没有什么人会责备他。正相反，倒是有人会因为他的严格而器重他。这当然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可是其他许多截然不同的事情也无非是这样。现在我问你：在和平年代，一个人随便干什么，究竟会有哪一种职业能够让他做出这样的事来而不被人家打断鼻子的？只有在军队里他才能这样干！你瞧，这些都爬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了！而且平民百姓中越是无足轻重的人，爬到他们头脑里的这种东西可就越多。”

“当然，他们说应该有纪律嘛。”克罗普漫不经心地说。

“不错，”卡钦斯基埋怨道，“他们总是这样说的。而且，也许确实是这样。不过总不该恶意刁难啊。再说，你试一试把这些事给一个铁匠，或者一个雇农，或者一个工人解释解释，你试一试把这些道理给一个小兵讲清楚，这里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他所看到的只是，他已经受过折磨，被送上了前线，可他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必须做的，什么是他不该做的。简直是咄咄怪事！简直是咄咄怪事！”

没有人反对，因为人人都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可是到了火线后面几公里的地方，操练又得重新开始，又得重新来那一套毫无意义的敬礼和分列前进。因为这是一条铁的规律：在任何情况下，总得让士兵们有些事情做。

这时，加登满面红光地进来了。他激动得连话都说得有点结结巴巴了。他喜气洋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希默尔施托斯已经在路上。他也上前线来了。”

加登特别仇视希默尔施托斯，因为在宿营地时希默尔施托斯教育他的方法太恶毒了。加登是个遗尿病患者，一到夜里他就在睡梦中把尿撒在床上。希默尔施托斯非常武断，硬说他不过是偷懒，还发明了一种自以为可以治好加登那个毛病的值得称道的方法。他从隔壁营房里另外觅得一个患遗尿病的人，名叫金德瓦特。他就把他调了过来，跟加登睡在一起。营房里照例是双层床铺，上下两层，床面是用铁丝网做的。希默尔施托斯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一个睡上铺，一个睡下铺。那个睡在下面的人，当然是够他受的。第二天晚上，把位置变换一下，原来睡下铺的改睡上铺，这样他就可以报复了。这便是希默尔施托斯的自我教育法。

这个主意有点卑鄙，可是构思倒也巧妙。可惜并无用处，因为那前提便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两个人，谁也不是偷懒。任何人一看他们苍白色的皮肤，就可以知道了。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是其中一个人一直睡在地板上。这样一来，他就经常感冒。

这时候，海伊在我们旁边坐下了。他向我挤了挤眼，还思虑满满地搓了搓手掌。我们曾经一起度过军队生活中最美妙的一天。那就是我们开往前线去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被分配到一个刚刚建立的团里，可是首先得回到卫戍部队去领取制服，这当然不是到新兵驻地，而是到另外一个兵营。我们必须在第二天一大早出发。这天晚上，我们准备跟希默尔施托斯清算一下。几星期前，我们早已立下誓言要干这件事了。克罗普甚至考虑得更远，他想在战争结束以后进邮政部门工作，以便往后在希默尔施托斯重新当邮递员的时候做他的上司。他幻想着自己将来怎么样教训他，便觉得洋洋得意。想着这些才让我们熬过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们一直在盘算，到战争结束时，我们一定要向他报这个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