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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营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最残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颇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体结实，两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蜡，已经服了十二年军役，原来的职业是邮递员。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加登、韦斯特许斯和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错，把叠好的床铺又抖乱了。我曾花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当然也歇过几回——把他那双古老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得和黄油一样软，连希默尔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来。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净下士住的宿舍。克罗普和我还曾奉命拿着一把笤帚和一只铁簸箕，去清扫营房庭院里的积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见，把我们打发走，还申斥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那么我们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冻死为止。可惜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尔施托斯更加怀恨我们。接连四个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轮到我站岗，还在营房里值了四个星期的班。我得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在那又松又湿、新翻耕的田地里练习“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直到我变成一团污泥，筋疲力尽为止。四小时之后，我还得向希默尔施托斯报告，那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洗干净，不过擦破的双手还在流血。我曾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加登一起，没戴手套在严寒之中一口气“立正”了一刻钟，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枪钢管上，而希默尔施托斯还暗中监视着我们，看我们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动。我曾在凌晨两点钟，只穿一件衬衣，要从营房的最高层跑到下面的庭院，一连八次，因为我的抽屉冒出放东西的矮凳边缘仅仅几厘米。下士希默尔施托斯挨在我旁边奔跑，往我的光脚趾上乱踩。在训练拼刺刀的时候，我经常得跟希默尔施托斯对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铁质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轻便的木枪，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回，我实在气疯了，便不假思索地朝着他冲过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连长那里去诉苦，连长只是对着他发笑，跟他说应该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看到他当众出丑，似乎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我练成了一个双杠能手，还逐渐成了举重行家。我们本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发抖的，可是这匹脱缰的驿马毕竟制服不了我们。

一个星期天，克罗普和我用杠子抬着尿桶穿过营房的场院，希默尔施托斯正巧走过来，他打扮得整齐光洁，准备出去，这时便停在我们的面前，问我们有多喜欢干这个工作。我们不由自主地绊了一下，把桶里的东西统统泼在他的腿上。他暴跳如雷，可是我们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应当关禁闭！”他吼道。

克罗普也已经受够了。“可事先得来一次调查，那我们就可以把真情吐露出来了。”他说。

“你怎么能这样跟士官说话！”希默尔施托斯咆哮着。“难道你神经错乱了不成？你等着吧，自会有人来审问你的！你到底打算怎么样？”

“把有关你下士先生的事统统揭发出来！”克罗普说，将手指放在裤裆缝那里，这是一个侮辱性的手势。

希默尔施托斯发觉我们是故意这样干的，便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可是在消失以前，他还吆喝了一句：“你们自讨苦吃。”—但是这已经是他权威的终结了。他后来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里又试过一次，要大家“卧倒”和“预备，跑步走”。每一道命令我们都是执行的，因为命令终归是命令，总得要服从。但是我们执行得那么缓慢，把希默尔施托斯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去，随后用胳膊撑着地。他气坏了，下一道命令都喊完了，我们上一个动作还没结束。我们还没开始流一滴汗，他的嗓子可已经嘶哑了。从此以后，他便不再来挑衅。虽然他还是一直管我们叫下流坯，不过口气里多少带着一种尊敬的意味。

还有许多相当正派的下士，他们可要通情达理得多。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不想丢了自己的好差事，而这个目的就只有靠对新兵严厉才能达到。

因此，营房场院上所有的军事训练项目，只要可能，我们就得全部进行一遍，常常气得号叫起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此得了病，沃尔夫就是患肺炎死的。可是，如果就此认输，自己也未免觉得可笑。我们变得严酷，猜疑，残忍，爱报复，粗野——而这也挺好，因为这些特点正是我们缺少的。如果我们不经过这段时期的训练就跑到战壕里去，那么大部分人一定会发疯。只有现在这样，我们对行将到来的事情才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