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无家可归（第17/38页）

托马斯连忙大声道歉，同时猛捶了几下方向盘，用最严厉的话斥责他的车。他跳下车帮助被冲撞的人。他使劲踢车的轮胎，猛拍大象耳朵制成的挡泥板，大骂丑陋的车前盖。他狂躁地转动摇柄，试图让这台机器重新启动。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改变人们的不满。波沃阿-德圣伊里亚居民的友善已经在葡萄牙冬日的阳光下消融殆尽。

他匆忙回到驾驶室。汽车奇迹般地呻吟着抖动起来，开始缓步向前。波沃阿-德圣伊里亚的居民面带惧色地让出一条路。他驱车前行。

到达下一座小镇阿尔韦卡-多里巴特茹的时候，他坚定地紧踩油门，穿城而过。对于所有人和他们的目光，他都视而不见。经过阿良德拉镇时也是如此。离开阿良德拉之后，他看见一个写着“波尔图阿尔托”的路标，它指向主路的右侧，通往塔霍河。河上架了三座桥，连接两座小岛。他望着河东岸那片平坦、荒凉的乡村，停了车。

他关上引擎，从车厢里取出葡萄牙地图。车上的地图还真不少，全部整齐叠好并归了类。一幅全国地图，一套区域地图：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里巴特茹、上阿连特如省、下贝拉省、上贝拉省、滨海杜罗以及上杜罗。甚至还有附近的西班牙省份地图：卡塞雷斯、萨拉曼卡和萨莫拉。看来对于所有通往葡萄牙高山区的可能路径，伯父都为他做足了准备，其中也包括走冤枉路和迷路。

他研究了一会儿全国地图。正如他的判断，塔霍河的西面和北面是葡萄牙的沿海地区，城镇星罗棋布；相比之下，塔霍河东岸与西班牙边境之间的偏远地带则人烟稀少，只有布朗库堡、科维良和瓜达几座城镇在图上闪烁着刺眼的危险信号。或许他能想办法绕过它们。除此之外，都是诸如罗斯马尼尼亚尔、梅莫阿或扎瓦的村庄。怎么会有司机害怕这种地方？他从没听说过这些鸟不拉屎的村子。

他发动汽车，踩了一通脚踏板，然后把变速杆推到一挡。还算顺利。他向右掉转车头，朝着桥开过去。快要上第一座桥时，他犹豫了。这是一座木桥。他想起三十匹马的比喻。引擎的重量不可能也跟三十匹马一样吧？乌利塞斯神父在海上的经历给托马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神父从安哥拉出发，乘船前往他的新教区——圣多美：

乘船出海如同行走于地狱，更糟的是乘坐一艘恶臭熏天的小型贩奴船出海。船上挤着五百五十二个奴隶和三十六个欧洲看守。海面时而如死般寂静，时而惊涛骇浪，我们在其间备受煎熬。奴隶没日没夜地呻吟哭号。他们的船舱里热烘烘的恶臭渗入了船的每个角落。

托马斯踩下油门。只有鬼魂才让他心神不宁，奴隶不会。他的船必须连跳三下才能过河。在桥上他心惊肉跳，唯恐把车开进河里。等到终于下了第三座桥，到达河的东岸时，他已经紧张到无以复加。他想，既然自己已经开车上了路，或许应该认真学学如何开车。他停下车，从车厢里取出需要的材料。他坐在方向盘后面，手捧驾驶手册和字典，用心琢磨变速杆、离合器和油门的正确操作方法。手册让他受益匪浅，不过学到的毕竟只是理论，难的是付诸实践。他发现，顺畅地从空挡（尽管伯父称之为“空挡”，他却没发现它“空”在哪里）换到一挡是件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他跌跌撞撞地一次次尝试，结果只往前移动了大概五百米。整段路上，车不断地发出轰鸣，其中夹杂着咔咔的响声，车身抖个不停，不时熄火。他一边开一边骂，直到夜幕降临。

傍晚寒气逼人，他借助微弱的暮色，在乌利塞斯神父的日记里寻找内心的宁静。

如果把葡萄牙帝国比作一个人，那么举着金块的那只手就是安哥拉，而另一只揣在口袋里拨弄硬币的手则是圣多美。

在这里，神父引用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商人的话。托马斯研究过乌利塞斯神父注定要经历的那段历史：神父踏上圣多美岛的时期处在“砂糖时代”和“可可时代”之间。十六世纪晚期，圣多美在蔗糖出口上独占鳌头，而到了二十世纪初的今天，它又成为可可豆首屈一指的产地。两度的繁盛之间绵延着长达三百年的低谷，仿佛一潭死水，充斥着贫穷、绝望与衰败。神父短暂的生命正遇上没落的开端。在那个时代，圣多美岛是一个几近废弃的种植园，它被争斗不休的统治阶级占据。他们为了自己的卑贱生计，不惜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也就是说，通过奴隶贸易。岛上的白人为贩奴船提供补给——水、木材、番薯、玉米面、水果，同时也为了自身利益蓄奴，以种植产量微薄的甘蔗、棉花、米、姜和油棕榈。不过他们更多时候还是充当着奴隶贩子的角色。他们不敢奢望与安哥拉源源不断的农产品供给相抗衡，但他们跨过面前的几内亚湾就能到达盛产黑奴的贝宁湾。圣多美岛因此成为船只横跨大西洋之前的理想中转站，这条堪比地狱的航线后来被称为“中间通道”(13)，这个名字让托马斯联想到肠道。它同时也是进入葡属巴西的完美后门，刚好可以满足殖民地对劳动力的无限渴求。就这样，成千上万的奴隶来到圣多美。“那只口袋里叮当作响的全是失落的非洲魂灵。”乌利塞斯神父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