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一章

派尔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杯酒，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不喝酒的。几周过去之后，回想起发艳那次荒唐的见面，简直难以置信：甚至连谈话的细节也不大清楚了。那次的细节就像是罗马古墓里的残缺文字，而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依据我的学术偏见去填补上那些空白。我甚至觉得他是在愚弄我，那番谈话是一场计划周密、幽默的伪装，为的是掩盖他的真实目的，因为在西贡已有传言，说他是从事秘密活动的，“秘密”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也许他正将美国军火供应给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军乐队，那些吓坏了的、没有薪水的年轻士兵，这是他余下的全部兵力了。河内的那封调职电报，我一直留在口袋里。这件事即便告诉给凤，也没什么意义，那只会让我们剩下的几个月变得极其糟糕，充斥着泪水与争吵。甚至不到最后一刻，我都不会去申请办理出境证，万一移民局里有她的熟人，那就难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会在六点过来。”

“我要去找我姐姐。”她说。

“我想他主要是想见你。”

“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的家人。你走之后，姐姐邀请过他几次，他从没赴约过。姐姐很伤心。”

“你不必出去。”

“如果他想见我，可以邀请我们去美琪大饭店。他只是想跟你谈些私事——关于生意之类。”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大家说他进口很多很多东西。”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药剂、药片……”

“那都是供应给在北部的沙眼治疗队的。”

“也许吧。海关没资格检查那些东西，全都是外交包裹。但有一次不小心弄错了——结果那人立马就被开除了，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进口。”

“里面是什么东西？”

“塑料。”

“你说的不是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凤走之后，我写信回英国。路透社有个人几天后要从这里去香港，他可以从那里将我的信寄出去。我知道我的呼吁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做的话，我日后就不会责备自己没有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我写信给报社总编，说现在不是更换记者的好时机。巴黎的德·拉特尔将军生命垂危，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部正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我告诉他说，我不适合担任国际新闻编辑——我是个记者，对于任何事情都没有真正的观点。在最后一页，我甚至以私人理由向他申请，虽然任何人的同情心都不可能起到什么作用：抵挡不住那一排灯管下戴着绿色的遮光帽檐儿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千篇一律的废话——“报纸的利益”“情势所迫”之类……

我写道：“出于某些私人原因，我不太愿意离开越南。我认为我在英国很难好好去工作，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家庭方面也有许多问题。老实说，如果我有能力负担的话，那么我宁可辞职，也不愿意回到英国去。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表现我的反对意愿是多么强烈。我认为您觉得我还不算一个很糟糕的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申请。”然后，我又读了一遍我写的发艳战争的文章，准备也托人带过去，作为一篇发自香港的通讯。法国人现在不会过于反对我这样写了——包围已经解除：败仗也宣传为一场胜利了。接着，我又把我给总编的信的最后一页撕碎了。那样做根本没用——那些“私人原因”只会沦为他们私下里的笑柄。大家都觉得，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都有女人。总编会把它当成笑话告诉给夜班编辑，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特姆的双拼别墅里，带着幻想爬上床，身边躺着多年前从格拉斯哥带过来的忠实妻子。我太清楚那种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了——门廊里摆着一辆坏掉的三轮脚踏车，一个不知是谁弄断的他最喜欢的烟斗，客厅里有一件孩子的衬衣在等着缝上一颗纽扣。“私人原因”：在伦敦记者俱乐部喝酒时，我可不愿意因他们的笑话而使我想起凤。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我给派尔打开门，他的黑狗抢在他前面进来了。派尔从我的肩膀上望过去，发现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自己，”我说，“凤去找她姐姐了。”他的脸红了。我注意到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不过在色彩和设计上都相当克制。我很惊讶：难道他已经被人指控从事非美活动了吗？他说道：“希望我没有打扰到你……”

“当然没有。喝杯酒吗？”

“谢谢。是啤酒吗？”

“抱歉。我们没有冰箱——冰块要让人送。来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一小杯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不太喜欢烈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