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四章（第3/7页）

我用糟糕的法语问他们，是否能跟他们一起走。这场战争有一个优点，一张欧洲人的脸在战场上便是通行证：一个欧洲人不会被怀疑是敌方的间谍。“你是谁？”那个中尉问道。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

“离这里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又传来指令，我们无声无息地继续前进，右侧是一道笔直的运河，左侧则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灌木丛。“警报解除。”中尉低声说道，并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四十码外，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是一座残破的桥，只剩下一块木板，没有栏杆，横跨在我们面前。中尉对我们打手势进行部署，我们蹲了下来，面对着离我们三十英尺、桥那边情况不明的未知地带。士兵们望向河水，然后仿佛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时把视线移开。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但当我看到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装的演员和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的那句话：“这一点儿也不合适。”

运河里遍布着尸体，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爱尔兰炖肉。尸体重叠堆放：一个人头，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头的无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标。这里没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里究竟有多少具尸体，他们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试着逃回来，我想这时在岸边的每个人都在想：“这样的局面两个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将视线移开。我们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而死亡来得又是多么迅速，多么简单，多么悄无声息。尽管我始终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实际上，我还是像个处女一般害怕它的到来。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个事先的警告，让我自己好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除了向着这个我要离开的地方多看上几眼。

中尉坐在背着对讲机的那个士兵身旁，低头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对讲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一些指示，于是他叹了口气，就像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那样，又站起身来。这些军人的所有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古怪的友情，好像他们对各自的任务已经一起执行过许多次。没有人等待分配任务。两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试着通过，但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失去了平衡，导致二人不得不骑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名士兵在运河下游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艘平底船，他设法将它划至中尉所站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划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尸体，船走不动了。他用竹竿向外撑，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烂泥里，然后一具尸体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边，像一位躺着晒太阳的游泳者。然后，我们的船从中挣扎出来，一到达对岸，我们便赶紧爬了出来，没有勇气再回头看。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仍活着；死神已经撤离了，也许撤至下一条运河去了。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十分严肃地说道：“感谢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这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德国人。

远处坐落着数间农家房屋；中尉贴着墙先走了进去，我们列纵队跟进，每个人之间相隔六英尺。然后，这些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农场里分散开来。这地方没有一丝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房间里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丑陋的油画式石版画，一幅是《圣心》，另一幅是《圣母与圣婴》，这两幅画给摇摇欲坠的房屋带来了一些欧洲气息。即使你不赞同他们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在相信着什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干尸。

战场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的行动。你的生命还剩下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也没有什么胡思乱想的必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哨兵们走了出去。这时，前方要是出现任何动静，那势必就是敌人无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图上做好标记，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午夜的寂静降临：迫击炮不再开火，天上也没有飞机了。一个士兵用树枝在院落的尘土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被战争遗忘了。我希望凤已经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里去了。一阵冷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一个士兵谨慎地走到谷仓后面撒尿。我竭力回忆，在河内时英国领事让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没有付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