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到阿拉伯国家旅行的人，常常会抱怨当地人跟你讲话把脸靠得很近，让人不知所措。当然这不过是因为当地的习俗与我们不同罢了，任何思想开放的访客，不久便能见怪不怪。我也想过，我应该设法以类似的观点来看待这三个星期以来，我在上海碰到的某个状况，也就是：大家一有机会就挡住别人的视线。每当你刚进入某个房间或者才下车，马上就有人面带笑容挡住你的视线，让你连最基本的环境观察都无法进行。多半挡你的人，就是邀你来的那个人或是带路的人；但是，就算被围堵的视线一时有了缺口，那儿也永远不乏旁人急着填补这个空缺。就我所知，这个社区里的各国成员——英国人、中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都同样热中此道，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这是上海公共租界发展出来的独特习俗，超越所有种族与阶级的藩篱。

我花了好几天才看清楚这项本地的奇风异俗，并理解这就是我刚到的那阵子屡屡迷失方向手足无措的乱源。如今，尽管偶尔又为之气恼，我却不会再过度在意此事。再说，我发现上海有另一种可与之互补的习俗，这让我的生活好过些：在这里，对于挡路的人，就算你把他一脚踢开，似乎大家都还能容许。虽然我自己还没那个胆量亲身试试这种特许权，但我早在几次社交聚会上见识过名媛淑女扫除路障是何等霸气，而且不会惹来半声怨言。

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我走进汇中饭店顶楼舞厅的时候，还没搞清楚这两种耐人寻味的习俗，结果晚上大半时间都过得很不愉快，当时以为公共租界就是这般混乱拥挤。走出电梯，才瞥见铺向舞厅的豪华地毯——上面站了一整排的中国侍者——今晚的主人之一，英国领事馆的麦克唐纳先生，就把他的庞大身躯挡在我身前。我注意到我们经过时，这些侍者就会鞠躬，戴着白手套的手在身前抱拳，感觉挺新鲜的。不过我们才经过第三位——总共有六七位侍者——这一侧的视线也被晚宴的另一位主人挡住了。那是一位叫做格雷森的先生，代表上海工部局(1)。他赶到我身边，继续他刚才在电梯里讲到一半的话。根据我两位东道主的说法，“这是城里最时髦的夜总会，来的都是上海的精英”。才一进舞厅，我就觉得我掉进了人潮的洪流。高耸的天花板挂了华丽的吊灯，我依此猜测房间应该相当宽阔，虽然一时之间还无法证实。我跟着两位主人走过人群，看到厅内一侧全是大窗子，此刻夕阳斜照。我瞥见远处有座大舞台，台上有几位身着白色燕尾服的乐师在那儿闲晃聊天。他们跟大家一样，好像在等待什么——也许只是等待夜幕低垂。总之，会场的气氛浮动，大家互相推挤着，没有明显的目的。

我几乎跟丢了主人，不过我随即看到麦克唐纳先生向我招手，于是我走到一张小桌边坐下，桌上铺着浆熨过的白色桌巾，我的伙伴们也跟着挤了过来。从这个较低的位置，我可以看到一大片地板现在已经空了出来——待会儿应该会有歌舞表演——所有在场的人都挤到厅里靠玻璃窗这一侧的狭长地带。我坐的这张桌子跟一长排的桌子放在一起，我想看看这排桌子的尽头有多远，却被人挡住了。邻桌并没有人坐，可能是因为人潮拥挤不好坐。一点也不假，没多久我这张桌子仿佛变成了一叶小舟，任上海名流的浪潮从四面八方冲击。再者，我的到场也并非没人注意；我听到耳语在身边传递，告诉大家我来了，愈来愈多的目光投射过来。

后来的情况实在教人如坐针毡，尽管如此，我记得在我还能忍受的时候，我还是努力继续刚才坐车来饭店的时候，在车上与两位主人谈论的话题。我记得曾对麦克唐纳先生说：

“我深深感激您的建议，先生。不过，老实说，我宁可独自进行调查。我习惯这样工作。”

“那就依你了，老兄，”麦克唐纳先生说，“我只是想提提无妨。我建议的那些人当然对上海了如指掌。最厉害的几位可以媲美苏格兰场的高手。我只是觉得他们或许可以帮你省去些许宝贵的时间罢了。”

“不过，您应该记得我告诉过您，麦克唐纳先生。我是对案情有了清楚的了解，才从英国出发的。换言之，抵达此地并非起点，而是多年研究的顶峰。”

“换句话说，”格雷森忽然插嘴，“您来我们这里，就是要把这事做个了结。真了不起！真令人高兴！”

麦克唐纳对这位工部局的代表投以鄙夷的眼神，然后当格雷森没说过这些话似的，继续他的话题。

“我绝没有怀疑你的能力，老兄。你的记录可是相当辉煌。我的意思是，多一点人手支援你。当然是完全听命于你。不过，你知道的，就是要让事情尽快了结。你刚到这里，可能还不完全明白情况已经紧迫到了什么地步。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我知道；可是，我只怕我们没那么多太平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