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雏鸟（第2/7页）

在二十一岁之前，我曾经是拥有超过250万美元财富的大富翁。我窃取每一分钱，然后挥霍：精致衣料、高级美食、豪华酒店、妖娆美女、高级名车，以及其他声色之物。我在欧洲各国的每一个首都都开过派对，在南美洲、南太平洋、东亚，以及非洲最惬意地区的各个著名海滩上沐浴嬉戏，寻欢作乐。

可这种生活并不轻松。虽然我并没有时时保持警觉，但还是预留了各种后路。我在住所的边门、消防通道和房顶上打造了很多逃生出口；我在五年内换掉的衣服比大多数人一辈子需要的衣服还多。我真是比奶油蜗牛还要油滑。

奇怪的是，我从未有过罪恶感。当然，我完全知道，我是一个罪犯。我被当局和新闻记者描述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最聪明的空头支票诈骗犯、狡猾诡诈的艺术家和恶棍、一个可以拿奥斯卡金像奖的骗子。我对于行骗及装模作样有着惊人的天赋，有时甚至会被自己的表演和诡计惊到。但我从未在任何时候欺骗过自己，我时刻知道自己是小弗兰克・阿巴格内尔，是一个骗子，一个冒牌货。如果哪天我被抓住，我不会得什么奥斯卡，我只会进监狱。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在法国的一所监狱坐过牢，在瑞典的一所监狱劳改过，并在弗吉尼亚的彼得堡洗清了我在美国犯下的所有罪名。在最后一次蹲监狱时，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犯罪学兼精神病专家搞的心理评估。那个专家花了两年时间让我做各种书面或口头测验，还根据不同情况给我注射真话麻药或使用测谎仪器。

这个医生总结下来，说我的犯罪倾向极低。换句话说，我离恶棍十万八千里。纽约有个条子为了抓住我费尽心思，当他看到这个结果时嗤之以鼻。“这个专家肯定是在开玩笑，”他嘲笑道，“这个骗子诈骗了几百家银行，住过全球将近一半的酒店，并拿走了一切，除了床单；欺骗了在天上飞的每一家航空公司，还包括他们的空姐；开出的空头支票足够贴满整个五角大楼的外墙；还办起了一所该死的高等院校；在窃取两百多万美元的时候，他让二十多个国家的警察看上去就像一群傻瓜。他这叫低犯罪倾向？那他要是高犯罪倾向的话会去做什么？抢劫诺克斯堡【1】？”

这名警探拿着报告跑来和我对质。我们早已是互相熟知的对手了。“你坑了这个医生，是吗，弗兰克？”

我告诉他，我是尽最大可能地真实回答了每一个问题，最大限度地诚实完成了每一个测试。我并没有让他信服。“不，”他说，“你可以唬弄他们，但骗不过我。你坑了这个心理医生。”他摇了摇头，“弗兰克，你肯定连自己父亲都骗。”

没错，我已经干过了。父亲是我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我行骗的起点。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都具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盲目相信。父亲正是如此。我从他那里骗了3400美元，当时我才十五岁。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维尔，并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六年。家里一共有四个孩子，我排行老三，父亲用他的名字给我命名。如果让我解释为何小小年纪就开始诈骗，我可以说这是破碎家庭的产物，因为在我十二岁时，父母就分居了。但这样做，我只是将这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了我父母。

分居，以及之后的离婚，这其中受伤最多的应该是我父亲。他真心喜欢我妈。我的母亲，波莱特・阿巴格内尔，是位法裔阿尔及利亚美女。二战时期，父亲在奥兰服役时遇见了她并同她结婚，当时母亲才十五岁，而父亲二十八岁。虽然在那时，年龄上的差距并不是问题，但我总觉得这对他们之后婚姻的破裂有一定的影响。

退役后，父亲开始在纽约做生意，他在第四十大道和麦迪逊大道路口开了一家文具店，叫作格拉梅西。他的事业很成功，即便不是商业巨富，也算相当有钱了。小时候，我们住在一幢又大又豪华的房子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衣食无忧，应有尽有。

当父母之间有了严重的矛盾，孩子总是最后知道的。至少我是这样，我的兄弟姐妹也不会知道得比我多。我们认为母亲很乐意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一位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挺满意的。但父亲不仅仅是个成功的生意人，他在政治上也同样活跃。他是布朗克斯选区共和党的主力之一，也是纽约体育俱乐部的成员和前任主席，他和他的商业及政治伙伴在那里花了很多时间。

父亲同时对海钓如饥似渴。他经常飞去波多黎各、金斯敦、伯利兹，或加勒比海其他一些温泉疗养地做深海钓鱼探险。他从来不带母亲一起去，虽然他是应该带的。我母亲曾经是一名妇女解放运动成员。那个时候著名的美国女权运动先锋格洛丽亚・斯坦内姆还不知道她的媚登峰内衣是可燃的【2】。有一天，父亲在远足钓捕马林鱼回来后，发现家中空空荡荡。母亲将她的东西都打好包，连我们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一起搬到了一所空空的大房子里。我们几个孩子多少有些疑惑，但母亲非常平静地解释说，她和父亲不能再和睦相处，她要选择分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