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精子

弟弟见我不说话，便说：“努力了三四年，可就是不成功。”我们面对面站在厨房里，其中一个冰激凌机器正在运作。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脑子里全是问题，却一个都说不出来。毕竟我们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

“就是怀不上，”卢卡说，“问题出在我身上。”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不断地尝试跟他交流，努力拆掉他亲手筑起的高墙。他却一再忽视我，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他无数次地转过身去，埋头做冰激凌，要不就是假装睡着。如今我已经放弃了希望，我们也都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相比兄弟，我们更像是陌生人，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开口对我说话了。

“我的精子有问题，都不动。”他并没有指向下面，指向那个生孩子要用到的地方。眼睛一直盯着我，继续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医生说我们得有耐心，要不停地尝试。我们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不过这正是我害怕的，我们这么年轻，却要不了孩子。”

就我自己而言，有几次差点让女孩子怀孕，每次都吓个半死。我并不是每次都用避孕套，有时候是没带，有时候是用光了。有一次，一个女孩在完事后服用了事后避孕药。就我知道的，至少有四个女孩的月经没准时来，我吓得满头大汗。有两次，我和女孩一起看测孕试纸的结果，感谢老天没让第二根横条出现。

大学里有个女孩曾经给我讲她的打胎经历，孩子的爸爸住在葡萄牙，她只知道他的名，叫埃德尔多，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另一个女孩也怀孕了，结果以流产告终，流产后总算松了口气。两个女孩都发誓再也不会冒险做了，一边讲，一边从钱包里拿出一个避孕套来。

我身边发生的“意外”举不胜举。我亲眼看见我的同龄人，其中有来自鹿特丹的朋友，有诗人，有从前的同学，都纷纷坐在了摇篮后面。天气暖和的时候，冰激凌店外面坐满了年轻的妈妈和可爱的宝宝。而我对孩子的期望还在沉睡中，还无法想象家庭生活的模样。

卢卡听了听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声音，仍然站在原地，刮刀告诉他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讲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时刻被人盯着，”他说，“冬天是最麻烦的季节，索菲亚的妈妈会不停地问‘怀上了吗？’，要不就是‘我要当外婆了吗？’，好像一结婚就要马上有孩子似的。九个月，就只有九个月的时间。父亲也问个不停，在餐桌上就问我们有没有亲热。我们能说什么呢？除了盯着面前的盘子还能做什么？我们羞愧极了，有时候就整天待在家里，父亲待在地下室里，母亲在厨房里，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个没有孩子的冬天就跟夏天的维纳斯一样死气沉沉。同时我们还得不断努力。索菲亚看准时间，我们便在黑暗中脱掉衣服，跟比赛似的，有时候她就只把睡裤拉下去。我听着床的响声，听着床垫嘎吱作响，还有地板发出的声音。什么都逃不过我的耳朵，甚至是教堂的钟响，可就是听不见索菲亚。她无比沉寂，完事后又把裤子拉了上去。”

卢卡毫无隐瞒地吐露心声，就跟童年一样。那时他爱上了索菲亚，要我帮着出主意。我给他轻声念那些诗句，还陪他去她们家。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而我一直耐心地听。

“要是我突然兴致来了，想亲热，她就说时候还没到。虽然并没有转过身背对着我，却用她的膝盖和坚硬的骨头抵着我的肚子。”

数年的沉默毫无意义。沉默是真空的，一把就捏了起来，直到完全消失。十二年，每一年都有一片雪花，在落地前就已经升华了。

“后来医生让我们去看专家门诊，治疗就正式开始了。简直糟糕透了，那些个候诊室都快把我逼疯了，里面尽坐着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我们俩也挤在中间。”卢卡停了下来，看看我还在不在听，我点了点头，让他继续讲，“索菲亚没问题，她的子宫和排卵都很正常。是我，问题出在我和我的精子身上。”

我从来没有对弟弟真正敞开过心扉，把一切都留在自己心里，除了在酒吧打牌的那次。不过那是因为索菲亚也在，我多半是在跟她讲自己的经历。卢卡只是坐在一旁，面前摆着一个空啤酒杯。

“我的精子跟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一点生机也没有，专家说怀上孩子的机会为零，除非出现奇迹。”

我不由得看向他的私处，就看了几秒，然而卢卡还是注意到了。

“我感觉自己就不是个男人，”卢卡说，“那些精子一点用也没有，我就是个废人。”

我不禁想到一个在阿姆斯特丹托法尼店里打工时听到的故事。跟大多数冰激凌界的故事一样，那是一个和冰激凌商人有关的趣事。我一直没敢在家里讲，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说故事发生在斯沃勒的一家冰激凌店里，又有人说是在布雷达。故事跟一个年轻的做冰激凌的人有关。他不是冰激凌店老板的儿子，而是一个来自卡多雷的帮手。长得很丑，脸上全是痘痘，女孩们都不喜欢他。他看见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穿着美丽的裙子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宛如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落在了店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