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4/6页）

第二天早上，珀尔走进厨房，看到米娅在里面如同往常一样烤面包，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顿时感到安心了不少，但照片事件依然像一股难闻的味道，在空气里挥之不去。珀尔尽可能地把心中的疑问抛到脑后，决心再也不乱说话——至少目前不行。

“我能喝点茶吗？”她问。

可伊奇却一心想要找到答案。毫无疑问，那张照片里藏着米娅的一些秘密，她决定要弄清楚这个未解之谜。作为低年级生，她没有自由活动时间，但中午休息时她会去图书馆搞调查。她在索引卡里寻找波琳·霍桑这个人名，发现了几本艺术史方面的书，这个霍桑显然是个名人。“美国现代摄影艺术先驱”，一本书中这样称呼她；另一本书叫她“辛迪·谢尔曼成为辛迪·谢尔曼之前的辛迪·谢尔曼”。伊奇又去查了查谁是辛迪·谢尔曼，研究了她的许多摄影作品，结果差点儿上课迟到。

她了解到，波琳·霍桑的作品以即时性和暧昧氛围的营造闻名，擅长将女性气质与个性相结合。“波琳·霍桑为我和其他女性摄影师铺平了道路。”辛迪·谢尔曼说。波琳·霍桑的作品里面，伊奇最喜欢的一张是一个家庭主妇和她女儿荡秋千的照片，孩子用力蹬着坐板，秋千荡得很高，女人伸出胳膊，紧抓着秋千上的铁链，既像是要把秋千推得更高，又像是担心孩子的安全，想要把她拽回来。照片让她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她觉得，这一定是因为她看到的是真正的艺术品。

她梳理了与波琳·霍桑有关的索引卡条目，总结出此人的一些基本信息：1947年生于新泽西，毕业于加顿州立学院，1970年，其作品在纽约首次参展，1972年举行第一次个人作品专门展览。她的摄影作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抢手货，百科全书条目中收录了波琳本人的一幅照片，她是个苗条的黑眼睛女人，留着利落的银色短发，看上去像个数学老师。

伊奇还查到，1982年，波琳·霍桑死于脑癌。她占据了图书馆两台电脑中的一台，等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网络，她在Alta Vista的搜索框输入波琳的名字，找到更多照片——盖蒂图片社有一张，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三张，还有几篇分析她的作品的文章、一篇《纽约时报》发布的讣告。此外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她又查阅了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发现几本摄影书和几篇关于微缩胶片的文章，不过再没有添加新内容。也许像米娅说的那样，她真的只是个临时模特，碰巧为波琳·霍桑摆过一次造型。然而伊奇并不满意这个结论，她认为这样的巧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她只能求助自己能够想到的唯一信息来源：她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记者，至少在名义上是。诚然，她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闻，但合格的记者具有求证事实的才能，而且拥有人脉，有办法调查别人查不到的东西。从很小的时候起，伊奇就表现出极为独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顽固的程度，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拒绝寻求帮助，为了这张照片，她竟然会找母亲帮忙，可见她是多么想要解开这个谜题。

“妈妈，”一天晚上，调查多日却毫无进展的伊奇对母亲说，“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像往常一样，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经心地（她只对小女儿这样）听伊奇讲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赶死线，需要尽快完成西克尔高地自然博物馆植物展会的报道。

“伊奇，这张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尔的母亲，也许是某个长得像她的人，我相信这是个巧合。”

“不是巧合，”伊奇坚持道，“珀尔认出那是她母亲，我也觉得是她。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张照片呢？给博物馆打个电话什么的，看看能找到什么信息，求你了。”伊奇从来都不擅长哄人——因为总觉得那是变相的撒谎——但她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记者嘛。”

理查德森太太让步了。“好吧，”她说，“我来试试看，但是，你得等我赶完死线，我明天就得把这篇报道交上去。”

“也许结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她补充道。而这时候伊奇已经手舞足蹈地回房间去了，那股兴奋劲怎么也压抑不住。

如同手指轻戳旧伤口，伊奇的最后一句话——你不是记者嘛——触动了她母亲的职业自尊，做记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题为“我的职业梦想”的演讲中，她说：“记者的职责是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披露公众有权知晓的真相与信息，为后人提供当下历史的记录，从而让未来的世代了解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提高我们的绩效。”自从她记事起，她母亲就总是忙于帮助别人，包括为学校筹款、为公平正义奔走呼号，而且总是把年幼的女儿带在身边。“改变不会自动发生，”她母亲经常这样说，这句口头禅显然与西克尔高地的宗旨彼此呼应，“必须主动筹划。”历史课上，年轻的埃琳娜学到一个词“位高者的责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记者是个高贵的职业，可以在体制之内做出力所能及的善举，她心目中的理想记者是内莉·布莱和罗伊斯·莱恩的混合体，尤其是在为高中校报工作四年（并且在高三那年成为主编之一）后，走上记者之路对她而言更是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