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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头朝后仰了仰，深深地舒了口气，又说：

“假如夜里梅梅出来的时候，您有空从旁监视监视，恐怕您就不会要我把她带走了。如今只好由我来担这个风险，上校。为了不给您添麻烦，死了人由我负责。”

我明白了，他根本不会带梅梅到教堂去，大概连教堂门口都不会经过。然而，更严重的是，听了他最后这几句话，我竟然没有阻拦他。后来，这件事一直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本来我有好几张好牌，而他只有一张，可是，他还是凭这张牌逼得我干了一件违心的事。

“好吧，大夫，”我说，“今天晚上我派人去收拾街角那所房子。不过，我有言在先，是我把您撵走的，不是您主动走的。您这样对待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任，他早晚会和您算这笔账的。”

我本来以为这几句话准会激得他火冒三丈，正等着他发作一通。然而，他却把他自尊的全部分量压到了我的身上。

“您是个体面人，上校，”他说，“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件事就用不着您来提醒我了。”

他站起身来，脸上没有露出胜利的神情。用这种方式报答我们八年来的关照，他甚至也没感到满意。我觉得沮丧不安，心里乱成一团。那天夜里，从他那双冷酷的黄眼睛里，我看到死神正在步步逼近。是啊，我多么自私，由于心灵上的这个污点，在后半生我将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他呢，却坦然自若地说：

“至于梅梅，你们用酒精给她搓一搓。千万别给她吃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