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教育为自由（第4/5页）

这一过程有两种结果。其一，如果选择、提炼经验的过程能就事情的本质，以正确的观念系统做支持，并聪明地选择合适的标签，使其符号性质简单易懂，那么，我们的行为会倾向于务实、相对正派。其二，如果选择、提炼经验的过程以错误的观念系统做支持，并错误地选择、使用标签，其符号性质近乎无人能懂，那么，我们的行为将倾向于一种组织化的愚蠢，而且邪恶无比，这种愚蠢、邪恶的本性，感谢上帝，连哑巴一般无知无识的动物们（确实，它们都是哑巴，不能开口说话）都未曾有过呢。

在反理性的宣传中，自由的敌人们系统性地颠覆语言的本源，以甜言蜜语、恐吓威胁迫使民众如思想操纵员们所希望的一样思考、表达情绪、行动。故此，关于自由的教育（当然还包括爱和理解力，它们是自由的必要条件，也是自由的结果）必须首先解决正确使用语言的问题。在过去的两三代人里，哲学家们花费大量精力，致力于分析象征符号、意义。词语、句子我们每日在用，它们是如何关联到我们每日生活中都要处理的人、事、物的？讨论这个问题，恐怕要花费大量笔墨，且容易离题万里。

不过，我们只需要明确如下事实就够了，那就是：以正确的用语方式进行合理的教育所需的智识储备已然完成，它可以告知学生辨别正确、错误使用符号的方法，它可以覆盖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的所有教育阶段，而现在，我们立刻就可以启动这种教育。其实，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的任何时候，它随时都有可能实施，但是，却没有地方可以用系统的方式，教育孩子学会辨别真与假、意义与荒谬。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长辈，即使生活在民主国家中，也不希望孩子们接受这样的教育！

关于这点，我们要提到宣传分析学院[8]那短暂、失败的历史——其实它在人类发展中有重大的意义。1937年，当时纳粹的宣传最喧嚣，也最有成效，于是，法林先生这位新英格兰地区的慈善家起而创建该学院。在该学院的支持下，专家们不仅对非理性宣传进行了分析，而且还为高中生、大学生编写了几本教材。但是，大战爆发了，这次大战的破坏力是全方位的，其对人心理的破坏，毫不亚于它对人身体的破坏。当同盟国政府都已经全力部署“心理战”的时候，还坚持对宣传进行分析，已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1941年，该学院关闭。

但是，即使在战争开始之前，也已经有一些人似乎对该学院的事业深为反感。比如，某些教育家就反对说，向学生传授如何分析宣传材料，将使年轻人变得过分的愤世嫉俗。军方高层也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新兵会对军训教官的指令予以分析并质疑。还有牧师和广告商们。牧师们反对的理由是，人们的信仰会被削弱，也会减少去教堂的次数；而广告商们的理由是，对品牌的忠诚度将会降低，销售量因此会萎缩。

这些担忧和厌恶不是没有道理。如此之多的普通民众也能详细剖析牧师们、长官们的话，似乎确实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即使在当下的生活中，社会秩序也依赖于民众不假思索即接受由各种权威或本地传统提供的宣传。所以，问题的关键又一次归结到寻找中庸之道，也就是说，个人必须足够敏感，愿意而且能够履行自己的社会工作，但并没有敏感到完全拜倒于专业思想操纵员的符咒的程度。

与之相似，民众需经足够的教育，能分析宣传材料，以避免对纯粹的胡说八道都毫无批判地信赖；但又不可太过，以至于对传统的宣扬者善意的宣传（虽然不总是全然理性）也完全拒之门外。或许在盲目轻信与盲目怀疑之间永远都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单靠分析，也无法始终保持这种平衡。看来，要解决上面那个疑问，刚才讨论的方法有些消极，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积极的方法来加以补充，即：在事实的坚实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价值观。

当然，说到价值，首先就是个人自由，它源于人的差异性和基因的独一无二性；其次还有互爱与同情，它们源于古老的事实，而且为现代心理学所再次发现，即：不管人的精神、体质的差异性有多么大，爱就如同事物和居所一样，对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最后还包括智识的价值，没有智识，爱将徒然无功，自由将无处可觅。这一套价值观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此来评判宣传。任何宣传，如果纯粹胡言乱语，且淫邪苟且，则我们立刻抛弃；如果仅仅是不讲理性，但与爱、自由等价值观是相容的，且不违背智识的原则，我们则可斟酌其价值，考虑暂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