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社会里的宣传术（第2/3页）

理性宣传有利于实际运作，符合合理的利益诉求，它所依赖的证据是充分可信的，因而也是最好的，若以此做出符合逻辑的论断，便能吁求大众的理性。仅凭冲动发出命令式的宣传，不顾切身利益，其提交的证据必定是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漏洞百出的，因此其避免做逻辑的论断，而是靠不停重复某些套话，或通过谴责本国内外的替罪羊，或狡猾地将最低级的冲动披上最高尚的理想外衣来加以掩饰。如此一来，他们便可借着上帝的名义蹂躏世人，而明明最是尖酸刻薄的权力政治却戴上了一副宗教教义或爱国责任之类的面具。

约翰·杜威[1]曾有言道：“普通人人性深处信仰的复苏，通常而言将产生巨大的潜在能量，特别当其与理性、真理相呼应时将产生巨大的力量，于是，我们收获了对抗极权政治的坚固堡垒。相比较而言，物质上的巨大满足，或者对特别的法律条文以及政治形式盲目崇拜，却不能有同样的效果。”呼应理性与真理的能力人人皆有。不幸的是，响应非理性与谬论的倾向也同样存在每个人身上，特别是当谬误居然可以唤起令人愉悦的情感时，或者吁求非理性的时候，我们生命深处那原始的、兽性的部分，居然与之一拍即合。

在某些领域，人们已经在始终如一地响应理性与真理。博学的作者们写论文时，可不会吁求同行的这些科学家、技术专家们的激情，而是倾尽其所有的知识，就某个特定的实际情况陈述事实，他们以理性来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为支撑自身观点而抛出的论断，同样要吁求别人的理性判断。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这一现象实在是稀松平常。

不过一旦牵涉到政治、宗教和伦理的领域，情况就困难多了。首先，相关的事实经常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其次，这些事实的意义，必然要依赖于特定的观念系统来解释。对于追求真理的理性者来说，这些还不是他们面对的唯一难题。需知，在公共场合或私人生活中，人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搜集相关证据，或权衡证据的轻重。于是，我们被迫采取行动，不但所依赖的证据不足，而且所凭据的逻辑也不是那么站得住脚跟。

我们不吝以最高的善意赞美自己，但其实我们并不是总能完全诚实，或者真的始终如一都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条件允许之时，尽量保持诚实、理性的态度，并响应别人提出的那些有限的真理和不那么完美的推理——人家这么做其实倒是在体谅我们呢。

杰斐逊有言在先：“假使一个国家期望民众既自由却又无知无识，这岂非南辕北辙？……无知无识的民众，是不可能安享一生的。只有当出版界自由的时候，当每个人都能阅读的时候，一切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还有一人狂热地信仰理性，他同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甚至所用的语言都与杰斐逊差不多，此人即约翰·密尔[2]。下面我引用他评论其父——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密尔[3]——时的一段话：“他是如此彻底地依赖理性对人思想的影响，以至一旦民众都能亲近理性，他就觉得似乎一切都能成就；似乎所有民众都能阅读；似乎无论言说或写作，所有的思想都允许传播给民众；似乎一旦拥有了投票权，民众将自行任命一个立法机构，将他们所认同的意见立刻付诸实施。”“一切皆能有安全的保障”，“一切都能成就”！此处，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十八世纪乐观主义者们那熟悉的声调。

杰斐逊确实是一个实干家，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以自身惨痛的经历体悟到，自由出版的权利会受到何等的凌辱。他宣称，“现如今，报纸上的字母一个都不能相信。”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支持他呀），“在真理的范围之内，新闻机构实属高贵，是科学与公民自由的益友。”

一言以蔽之，大众传媒非好非坏，它仅仅是一股势力，就像别的势力一样，既能发挥积极影响，也能制造消极后果。从好的方面来说，新闻界、广播界、电影界对民主的继续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从坏的方面来说，在独裁者的武器库中，它们又是最生猛的一种。

在大众传媒领域，就像在其他实业领域里一样，技术的进步伤害了小人物们，却扶持了大人物们。近至五十年前，每一个民主国家都炫耀其数量众多的小杂志和地方报纸，地方上成千上万个编辑发表着成千上万种独立的见解，在任一地方，任一个人可以获得任何印刷的东西。但是到了今日，法律上报刊是自由出版的，但是小型的报纸已然销声匿迹。纸浆、印刷机器和新闻稿的成本如此昂贵，小人物们是负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