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普莱斯

亚特兰大

蟾蜍会见光而死 ！艾米莉警告过我们，那时她正从拉下的窗帘的缝隙往街上瞧。死亡乃是蟾蜍和人类的共同权利，又何必大摇大摆呢 ？

医学院的同事指责我愤世嫉俗，但他们什么都不懂。我就是个树林里的婴儿，被丢弃在了树下。在我宣誓要维护希波克拉底誓言的那天，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只等着雷电大作。我是何人，竟敢在这些打着领结的年轻人中间平静地宣誓，要从大自然的口中窃取生命，而每次窃来的都是一半的生存概率和一张支票？那个誓言连同听诊器一道在我脖子上晃悠，哪怕一刻都未让我安生过。我无法接受这份契约：说什么这地球上每个生而为人的小生命，小拳头里都紧紧攥着健康强壮以及长命百岁的保证。

失去生命自然是不受欢迎的事。是不道德吗？我不知道。或许这得取决于你在哪儿，又是什么样的死亡。在这里，我们坐于一堆堆剩余的蛋白质中间，将之压入蛋糕，给宠物吃，因宠物会帮我们的忙，寸步不离地守卫着我们空荡荡的椅子。在这里，我们付钱给健康规划师和健身操教练，好让他们助我们减肥。由此可见，在这里让孩子因饥饿而死是不道德的。但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地方而已，而我恐怕已经见识了一个世界。

世界承载人类的能力极其有限。历史让万事万物都保持着平衡，比如宏愿和短寿。当阿尔伯特·史怀哲步入丛林时，还真有他的，竟然带来了抗菌药剂和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崭新的信念：没有一个人应该早死。他想拯救每一个孩子，认为当时的非洲应该学习如何少生孩子。但那些家庭百万年来都生九个孩子，就为了养活其中一个，让他们不生九个是根本办不到的。文化是一张弹弓，靠往昔的力量弹射。当皮带弹动时，往前飞去的不会是什么计划生育，而是孩子硬邦邦的小脑袋瓜。人口过剩毁掉了非洲四分之三的森林，引发了干旱、饥荒，很有可能还会灭绝孩子们和动物园最珍视的所有动物。对资源的抢夺日益加剧，新部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急不可耐地彼此杀戮。被疫苗和食物拯救的每一个生命，都要么殁于饥馑，要么死于战争。可怜的非洲，遭受着前来窃取和带来善意的外国人的双重侵袭，没有哪一个大陆领受过如此难以言喻的奇异合力。出于对魔鬼和非洲的同情，我离开了治病疗伤的行业，成了一名巫医。我的教堂就是刚果东部边界沿线的东非大裂谷，我不是真的在那儿，只是在研究会众。

我信仰的故事是：在上帝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大裂谷支起了一只盛着一点点必需品的大锅，从里面走出了第一批靠双腿行走的直立人。双手被解放出来后，他们便拿起了工具，到灌木丛里给自己寻找吃食，寻找遮风挡雨的地方，并发展出有关对错的精深造诣。他们发明了伏都，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宗教。他们的栖居地和食物链中的动植物令他们最感亲切。万事万物，无论死活，他们都会膜拜，因为伏都将死亡拥为伴侣，而非敌人。它尊崇的乃是丧失与拯救之间的平衡。这就是内尔森和我在鸡舍里铲鸡粪时，曾想解释给我听的东西。我没法理解蒙图如何能够既指活人又指死人时，内尔森只是耸了耸肩，“就是在这儿的一切”。

那么，上帝就是一切。上帝是病毒。当你得了感冒，就要这样相信。你也要相信，上帝是蚂蚁。因为在群体层面，行军蚁拥有圣经中的瘟疫那样的规模和影响。它们成排穿越森林和峡谷，宽数百米，长达数英里，肆虐整个非洲。携走动物和植物，留下矿物质。我们在基兰加得到的教训就是：躲到一边，并因房间得到清扫而感谢上帝。几天后，这黑压压的队伍便扬长而去——那些蚂蚁无法停下脚步。你回去后，发现自己的房子被梳理得纤尘不染，变质的面包屑不见了，床上的跳蚤全没了，林地里的粪便踪迹全无，鸡舍里的鸡螨也全军覆没。要是碰巧摇篮里的小婴儿没被抱走，或笼子里的花豹没被放出来，那就只余下一副骨架，连骨髓都被舔得干干净净。但对那些早已做好准备退避三舍的人而言，这些蚂蚁还真有用。丧失与拯救。

非洲净化自身的方式何止千种。行军蚁、埃博拉病毒、艾滋病——这些都是大自然发明的一把把扫帚，能将一小块空地清扫得干干净净。但它们谁也无法单凭自身的力量渡过一条河。它们也都无法在其宿主死亡后继续存活。你会发现，将我们消灭殆尽的人类寄生虫很快就会安息于人类的墓地。于是，猎食者与猎物之间的竞争仍旧难分胜负。

青少年时期，在医学图书馆研读非洲寄生虫学著作时，我被扎根于人体的那些生物的阵容吓得不轻。我到现在仍心有余悸，但对它们又产生了些伙伴般的欣赏感。那时候我仍有点惊骇，上帝竟然会把他那两个赤着脚的童男童女洋娃娃安置到伊甸园那样的地方去，因他恐怕刚在那儿把象皮病和能将人类角膜啃噬掉的微生物释放出来。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上帝并不只是站在洋娃娃们这边。我们和我们体内的寄生虫全都是从大裂谷同一片潮湿的土壤中繁荣起来的。迄今为止，尚无一方胜出。五百万年的伙伴关系不可谓不漫长。如果你能暂时从自己珍爱的皮肤里探身而出，同时赞扬蚂蚁、人类和病毒，将之视为同等机智的生物，你就会欣赏到，非洲发生的一切竟都是如此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