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

父亲一直一个人去菜园，每天如此，也就是坐在那儿想事情。让他不安的是，这儿的植物疯长，围着篱笆的园子里开满了花，像座殡仪馆，但又结不出果实。我有时候会跑到外面和他坐在一起，即使母亲不赞成我这样做，说他就想一个人待着。

他认为是菜园里树荫太密。我对这个解释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一向都很想好好了解了解园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真的，树木确实侵占了我们这一小片空地。我们经常得把树枝折断、砍断，想方设法把阵地夺回来。唉，有些豆茎攀缘而上，一直爬到了高耸的大树梢头，就是想争得点阳光。

有一次，我们正坐在那儿琢磨着南瓜，他突然问我：“利娅，你知不知道在亚特兰大召开的最近一届圣经大会上都争论了些什么？”

他也确实没指望我会知道，所以我就等着他说。让我激动不已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在用柔和的、稍显亲密的语调和我说话。当然，他并没有看向我，因为和往常一样，他有许多事情要想。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卖力干活，然而上帝似乎仍在等待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这当中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得由父亲来找寻答案。他如炬的目光投向南瓜花丛，想要找出菜园病症的根源。花会开也会闭，花谢之后，绿色的果子就会皱缩，变成棕色。无一例外。迄今为止，我们诚实的劳动换来的回报只不过是花和叶，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做晚餐。

“是天堂的规模。”他终于开口说了。

“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一直在琢磨父亲会怎么考虑菜园的症结所在。可他总是先我两步。

“在圣经大会上，他们讨论了天堂的规模。有多少浪① 。有多长，有多宽——他们还让人用计算器把数字算了出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是用芦苇量的，其他章节里则是用腕尺测量，没一个数字是匹配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听上去他对那些把计算器带到圣经大会上去的人很生气，而且很可能在跟圣经本身生气。我的内心极度不安。

“是啊，我当然希望那儿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所有人。”我说。这种担心对我而言是全新的。忽然，我眼前出现了所有人都到了上面的情景，大多数是老人，体态也不怎么好看。我能想象出他们在里面推来搡去的模样，就像在教堂义卖会上那样。

“那儿总是会有地方容纳义人② 。”他说。

“阿门。”我舒了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但你要知道，利娅，有时候，他并不会将我们从艰难困苦中引领出来，而是会让我们经历这一切。”

“天上的父，引领我们吧。”我说。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新的视角。父亲已向非洲低头，把菜园弄成了一个个土堆，就像当地人那样。这当然是在向上帝表明他的谦卑和臣服，期望得到奖赏也很正当。被引领着经历艰难困苦究竟是什么意思？父亲说这话难道是想表明，不管我们因上帝之名有多辛劳，他都没有义务给我们送来豆子或西葫芦吗？难道他只是端坐上方，让我们一一经历那些艰难困苦吗？当然，我并没有资格去审视上帝的伟大设计，但说好的正义天平又是怎么回事？

父亲没有说任何话来打消我的顾虑。他只是又摘了一朵花，举向天空，对着非洲的天光，像看X光片的医生那样审视着它，意图发现究竟是哪个隐秘的地方出了错。

八月的第一场布道，他连篇累牍地都是在讲洗礼这个主题。后来，到家后，母亲让玛玛·塔塔巴去把汤放到炉子上热一下，但“汤”字刚出口，还没说到“炉子”的当口，玛玛·塔塔巴就从前门走出去了。她出去和父亲谈了很长时间。隔着一排没结番茄的番茄藤，她冲着父亲摇着手指。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在她看来，他做错了，而这一次，她已经忍无可忍。我们能听到她的嗓音越来越高。

自然，听到有人像猫叫春似的对着父亲这样尖声说话，我们都吓得半死。让我们更震惊的是，他竟然脸红耳赤地站在那儿，根本插不上话。我们四个女孩在窗前一字排开，嘴张得老大，看上去一定像极了劳伦斯·威尔克音乐秀上的列侬四姐妹。母亲把我们从窗边嘘开，命令我们赶紧去看课本。眼下不是上学的季节，甚至都不是周内，但现在她吩咐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悄无声息地过了好长时间，玛玛·塔塔巴突然夺门而入，把围裙扔到了椅子上。我们都合上了书。

“我不会待在这儿了。”她宣布，“你们派个女孩和我去班加，你们需要帮助。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鳗鱼。昨天他们在河里逮到了一条鳗鱼。那鱼对孩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