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

在刚果过复活节，普莱斯家的女孩没有新衣服可穿，肯定是这样啦。我们就这么穿着老一套的旧鞋子和旧衣服，噼噼啪啪地向教堂走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穿着这身行头在非洲过了所有的礼拜天。没有白手套，这就不说了。也不能精心打扮，因为我们房子里的唯一一面镜子就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仿象牙手镜，所有人共享。母亲把镜子放在了起居室的桌上，靠墙立着。每次玛玛·塔塔巴走过，都会像被蛇咬了似的咋咋呼呼。所以，我们就只能穿着脏兮兮的鞍脊鞋过复活节。想想就棒呆。至于妹妹们，我只能说她们对此毫不在意。露丝·梅是这样一种人：哪怕下葬的时候也要穿蓝铃牛仔裤，裤腿还要卷起来。双胞胎呢也是一副德行，她们对自己的外表根本不在乎。她们出生前就已经互相看够了，所以余生都懒得对着镜子看上一眼。

既然我们正在聊这个话题，那就来看看那些到处乱跑的刚果人身上都套了些什么。孩子们要么穿浸信会慈善组织捐赠的破衣烂衫，要么一丝不挂。色彩的搭配也不是他们的强项。成年男女似乎觉得红格子和粉色花朵是互补色。女人们穿的是布纱笼，再裹上一大块其他面料的方布。根本没人穿牛仔裤或裤子——你就别指望了。听好了，胸脯可以在风中晃动，但腿必须被藏得严严实实，那是头号机密。当母亲身着黑色紧身长裤走出屋外时——呵，他们看得眼睛都直了。事实上，还有个男人在我们房前走着走着一头撞到树上，磕掉了一颗牙齿，这都是拜母亲的紧身裤所赐。女人们只会穿一种风格的衣服，再无其他。但男人们身上的颜色就五花八门了，穿什么样的都有：有穿长袖衬衫的，面料和女人们穿的一样，都是非洲花布；有在身上裹一圈布的，搭在一只肩膀上，那扮相看上去跟赫拉克勒斯似的；有的人穿着美式纽扣衬衫，短裤的颜色灰扑扑、脏兮兮的；还有的小个子男人甚至穿着绘有儿童图案的小号内衣逛来逛去，也没人觉得有多好笑；撞落牙齿的那个人穿了身扣钢扣的紫色衣服，那衣服看上去就像是被丢弃的狱卒制服。至于配饰，我简直无从谈起。车胎做的凉鞋很流行。脚尖上卷的那种老掉牙的尖头鞋、裂开的黑色橡胶雨鞋、浅粉色塑料人字拖，或者干脆打赤脚，这些都很风靡——任何一种鞋子和上述任何一种服装都有人搭配着穿。墨镜，平光眼镜，戴帽子，不戴帽子，也都一样混搭。甚至还有人戴着顶部缀了个绒球的羊毛针织帽，或淡黄色女式贝雷帽——所有这些稀奇古怪的装扮我都亲眼见过。对服装的态度似乎是这样的：如果有，为何不穿戴？有的男人每天从事日常事务的那身打扮，就像是担心这里会出其不意地下一场热带暴风雪，而有的人则穿得出奇的少——也就一条短裤而已。只要环顾四周，你就会发现这儿的每个男人都像是原本要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派对的，可突然间全都扑通一声掉到这儿来了。

这就是复活节那天教堂里的景象。好了，反正来这座教堂根本不可能穿衬裙或漆皮皮鞋。教堂四壁门户洞开，鸟儿可以自在地飞扑进来。要是相中了，它们还会飞到你的头发上做窝。父亲在前面用棕榈叶搭了座祭坛。在乡下，这样也就不错了。但你仍然能看见我们来这儿的第一晚，生火设宴时在地面留下的焦黑和污点。这让人心生不悦地记起了所多玛和蛾摩拉这类故事。一想到当晚的山羊肉，我就憋得慌，要是我还会去想的话。那个东西我根本就咽不下去。我一整晚嘴里都含着那块肉，回家的时候在房子后侧的空地上把它吐掉了。

好吧，新衣服没有就没有吧。但还不允许我抱怨这一点，因为什么，你猜猜。那天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复活节。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是盛夏时节，离那个神圣的日子还远着呢。父亲对这样的时间安排很失望，后来他有了一个喷气式飞机时代的惊人发现，即不管是哪一天，哪一个月，对这座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重要。他们甚至不知道礼拜天和礼拜四或礼拜五有什么区别，连一年十二个月都不知道！他们只能数到五，知道那是赶集的日子，接下来再从头开始数。会众里有一个男人向父亲承认，时不时地来一趟教堂（对他们来说是这样）而不是在赶集日来的习惯，让他们对基督徒困惑不已。这当然给我们提了个醒！所以，父亲宣布了他定的日期，把复活节放到了七月四号，这样他什么都不会损失。有何不可呢？他说他需要设一个焦点，好让教堂运行起来。

我们为冒牌复活节举办的大型活动是场演出，由父亲一手操办，还有一些热心帮忙的人。至今为止，我们在基兰加待的几个礼拜，来教堂的人数几乎可以说为零。因此父亲认为这场盛大的活动圆满地标志了形势正在好转。四个男人扮演武士，手握真正的长矛，其中一人就是那个穿狱卒制服的人，另一人只有一条腿。（举行圣事的时候，不会提及女人，这倒也避免了她们在舞台上出丑。）起初，男人们都想让某个人来演耶稣，讲他死而复生这件事，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于是，他们只能穿成罗马士兵的模样，站于坟墓四周，像异教徒一般肆无忌惮地嬉笑，因为正是他们想方设法杀了上帝。然后到第二幕，他们跳来跳去，发现石头已被移开，显得沮丧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