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约瑟夫，我很累（第3/10页）

我们搬到庭院这里后没过几天，妈妈就跟斯隆·卡伯特认识了，在妈妈帮忙解决了约翰的上学问题后，两人的友谊就变得牢不可破了。妈妈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认识一家人，他们愿意通过让人寄宿来挣点钱，约翰就去那儿住，在那儿上学，周末才回来。那样的安排超出了斯隆能够轻松供得起的程度，但是她设法应付过来了，她对我妈妈一直感激不尽。

斯隆在华尔街那边上班，当私人秘书。她说过很多次她讨厌自己的工作还有老板，但好的方面是，她的老板经常去外地，一去很久，让她有时间使用办公室的打字机，来追求她此生的雄心壮志，也就是为电台写剧本。

她曾经跟我妈妈透露过她的姓和名都是她自己另起的：“斯隆”，是因为听着有男人味，她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在世界上闯荡时也许用得着，“卡伯特”则是因为——嗯，因为它有种格调。那有什么问题吗？

“哦，海伦，”她说，“这对你可是件大好事啊。要是你得到了宣传——要是报纸上登了，还有新闻记录片——你会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人。”

妈妈第一次去见了候任总统后到家那天，五六个人聚集到她的工作间里。

“谁给我倒杯酒好吗？”她问，一边装作无助的样子看来看去。“然后我就跟你们全讲讲。”

她手里拿着酒，眼睛瞪得像个小孩的那样大，她跟我们说门开了，两个大块头男的是怎样把他架进来的。

“大块头男的，”她强调道。“年轻、强壮的男人，搀着胳膊把他架起来，你看得出他的胳膊很用力。然后你看到他的脚迈出来，鞋子上有可怕的铁架，然后是另一只脚。他在出汗、喘气，他的脸——我说不好——发亮，紧张，看着可怕。”她打了个冷战。

“嗯，”霍华德·惠特曼说，他显得不自在。“他残废了他也没办法啊，海伦。”

“霍华德，”她不耐烦地说，“我只是想跟你说那有多么难看。”那似乎有一定分量。如果她在何为美——比如说，一个小男孩该怎样跪在蕨丛中吹排萧——这方面是权威人士的话，那么她当然已经获得了在何为难看一事上的权威资格。

“不管怎么样，”她接着说，“他们扶他坐到一张椅子上，他用手帕把脸上的大部分汗珠都擦掉了——他还是上气不接下气——过了一会儿，他开始跟在场的另外一个人说起话来；那些话我听不懂。最后他转过脸看我，带着他那种笑容。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出那样的微笑。在新闻片中你不可能看到那样的微笑；你得看到才知道。他的眼神根本没变，但是他的嘴角翘了起来，好像让木偶线往上扯着。那样的微笑能吓坏人，会让你想：这个人可能危险，可能是个邪恶的人。嗯，不管怎么样，我们聊起来了，我马上跟他说话了。我说：‘我没有投你的票，总统先生。’我说，‘我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我投了胡佛总统的票。’他说：‘那你来干吗？’或类似这样的话，我说：‘因为你有颗有趣的脑袋。’他又对我露出微笑，说：“有趣在哪儿？’我说：‘我喜欢上面的包。’”

到那时，她肯定以为房间里的每位记者都在笔记本上记，摄影记者也准备好了闪光灯；明天的报纸上，很可能会读到这样的标题：

女雕塑家打趣F. D. R. 头上长包

她跟他寒暄几句后，就开始忙正事了，也就是用卡尺量他头部的不同位置。我知道那感觉怎么样：在我为她那些树林里的小仙童充当模特时，裹着粘土的卡尺上凉凉的、颤抖着的地方在我全身又挠又捅。

但是在她测量和记录所测尺寸时，闪光灯一次都没闪，没有一个人向她提问；她紧张地说了几句道谢的话并告辞后，就又出去到了走廊上，到了那些伸长脖子的无助的人们中间，他们还不能进去。这次肯定让她很失望，我想象她在回家的路上，都在盘算怎样得意洋洋地跟我们讲述，以弥补她的失望之情。

“海伦？”别的访客基本上都走了后，霍华德·惠特曼问。“你干吗要跟他说你没投他的票？”

“嗯，因为那是真的。我的确是个忠诚的共和党员；你也知道。”

她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是个铺主的女儿；很可能她从小到大，就一直听别人说“忠诚的共和党员”这个短语，那是受人尊敬和穿着干净的标志。也许她已经降低了她关于受人尊敬的标准，也许甚至对穿着干净也无所谓了，但是“忠诚的共和党员”还是值得坚守不放，在她为推销花园塑像而跟顾客见面时也许有用，那些人说话声音低沉、彬彬有礼，会欢迎她进入他们的生活，到后来，几乎肯定会发现他们原来也是共和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