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约瑟夫，我很累（第2/10页）

“嗯，”我爸爸说，“那可真是了不起，对吧。”这时他在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想找的，他说：“找到了。你们喜欢吗？”那是两张又薄又脆的纸，上面有齿孔，看着像是两版邮票。每张贴纸上有个标志，一个颜色煞白的灯泡，黄色背景，还有字：“更亮。”

我爸爸的办公室，是通用电器大楼二十三楼很多小格子间中的一个，他是名为麦芝达灯泡部的区域销售副经理——那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但是足以让他在情况好的时候，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这样的镇上租房住。我们跟他说那些贴纸挺漂亮——的确是——但又对可以怎么玩提出了疑问。

“哦，只是装饰用的，”他说，“我想着你们可以贴到你们的课本上，要么——你们知道——想贴哪儿都行。准备好走了吗？”他把两张贴纸小心折好放进他里面的口袋，回家的路上由他保管。

从地铁出口去庭院的路上，到西村的某个地方，我们总是会经过一块空地，有些男的挤在一起，围在用烂水果箱和垃圾生起的一堆火旁边。火势不大，有几个人用做衣服架的铁丝吊着罐头食物在火上加热。“别看，”第一次经过时，爸爸说过。“那些都是失业的人，他们吃不饱饭。”

“爸爸？”伊迪丝问，“你觉得罗斯福是个好人吗？”

“我当然认为是。”

“你觉得所有的民主党员都是好人吗？”

“嗯，绝大多数是，没错。”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爸爸有好多年都参加本地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他为他的民主党朋友服务过——那些人，我妈妈形容他们是塔马尼大厦[2]来的要命的小个子爱尔兰人——帮忙在市内各地开办麦芝达电灯分销店。他很喜欢这样的社交聚会，在这种聚会上，他总是被邀请唱歌。

“嗯，当然，你太小了，不记得爸爸唱歌，”爸爸在一九四二年去世后，伊迪丝有一次跟我说。

“不，我不小；我记得。”

“可我是说真正记得，”她说。“他是我听过的最漂亮的男高音。记得《丹尼男孩》吗？”

“当然。”

“啊，天哪，唱得可真出色。”她说着闭上了眼睛。“那真的是——真的不简单。”

那天下午回到庭院走进工作间时，我和伊迪丝看着我们的父母互相打招呼。我们总是盯着看，希望他们也许能聊起天来，然后一起坐下，发现可以开心一笑的什么事，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那样过。比起平时，那天的可能性甚至更小，因为妈妈有位客人，一个名叫斯隆·卡伯特的女人，是她在庭院这边最好的朋友，她跟我爸爸热情洋溢地打招呼，有点假，还带点调情的味道。

“你好吗，斯隆？”他说。然后他又转身对他的前妻说：“海伦，我听说你准备给罗斯福塑座胸像？”

“嗯，不是胸像，”她说。“是座头像。我觉得如果我在脖子位置截断，效果会更好。”

“嗯，好，挺好的。祝你好运。那好吧。”他专心看着伊迪丝和我。“好吧，再见了。拥抱一下好吗？”

他的拥抱令人难忘，那是他行使探视权中的高潮时刻。我们轮番给一把搂过去，紧紧地贴着他，闻得到他身上亚麻布、威士忌和烟草的气味；他的下巴涩拉拉的，却感觉温暖，摩擦着我们一侧的脸颊。他在靠近耳朵的地方湿湿地很快一吻，然后就放开了我们。

他几乎走出了庭院，快到了街上，这时我和伊迪丝追了上去。

“爸爸！爸爸！你忘了贴纸！”

他停下来转过身，那时，我们才看到他在哭。他想掩饰——他的脸几乎扭到了腋窝那儿，似乎那样有助于在他的里面口袋找——但是根本无法遮住那张可怕的、肿胀且刻着皱纹的脸，那上面满是泪水。

“找到了，”他说，“给你们。”他对我们微笑了一下，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没有说服力的微笑。如果我说我们留下来跟他聊天——我们再次跟他拥抱——那样会挺好的，但是我们太尴尬了，没有那样做。我们接过贴纸就跑回家，也没有回头看。

“哦，你难道不激动吗，海伦？”斯隆·卡伯特在说。“跟他见面、说话什么的，在那么多记者面前？”

“嗯，当然激动。”我妈妈说，“可重要的是量准尺寸。我希望不会有很多摄影记者和那么多破打扰。”

斯隆·卡伯特比我妈妈小几岁，特别漂亮，长得就像当时我想被称为装饰派艺术的插图上画的那种：黑色直发刘海，大眼睛，大嘴巴。她也是离了婚的母亲，不过她的前夫很多年前就杳无音讯了，提到他时，总是称为“那个杂种”或者“那个狗娘养的胆小鬼”。她只有一个孩子，男孩，跟伊迪丝同龄，名叫约翰，我和伊迪丝都特别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