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的回归（第3/4页）

这部小说的杰出之处也明显地表现在艺术创新上，有外部形式的创新，还有语言内涵的创新。在外部形式的创新方面，作家合理有机地使用了那个时代大量官僚文牍：履历、评语、证件、表格、秘密会议记录等等。作者每次在引入一个新的主人公之前都会像一个人事干部那样将其个人档案资料展示出来，然后再进行文学描写和叙述，并显示出档案记载中的这个人和实际之间的落差，作者这样独具匠心的细节安排很好地反映了时代特点与停滞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而作品语言内涵的创新则表现在，随处可见的大量精巧编织的俏皮的双关语不断地在钻极左时期官方语言的空子，在优雅言语的内部常常包含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心理谕指，这一切交织成语言的如梦如幻的境界；还有时不时像从水下冒出的潜台词，不经意间就将读者从严酷的现实引向卡夫卡式的荒诞。

但是也有一些评论家持不同观点，例如斯维尔斯基认为：俄罗斯国内外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错误地将《针尖上的天使》看做讽刺小说，其实笔者在其中只看到讽刺小说的一个元素——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态度。作品中没有刻意地表达出假定性的东西，也未将现实场景引入荒诞（精妙语言引发的荒诞联想除外），没有荒诞，没有什么特殊的讽刺属性，或者说，不比巴尔扎克小说的讽刺特性更多。小说表现出来的刚刚过去的那些极左的东西现在看来是多么荒诞滑稽，而在当时是很平常的，因为司空见惯。该小说是第一部对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进行如实描写，第一部不带回避和不带寓言性而进行严肃的艺术思考的作品。小说本身不带讽刺性，而是被描写的对象太过荒诞。

无论如何，小说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是不可忽视的，我们仅从一个侧面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作家多年之后在美国碰到的一件趣事：

“我当时正在我任教的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忽然我的女秘书进来通报，说有个人想见我，他讲的不是英语，但是带着一本我写的长篇小说，并指给她看。紧接着出现了一名男子，他手上拿着一本莫斯科出版的《针尖上的天使》，还向我宣布，他就是书里描写的那位上级任命的大干部的儿子。他也是弃学离开了学院，经常喝得醉醺醺的，爱上了克格勃一名将军的女儿，酒后驾车导致两名工人死亡，那两人当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他为此坐了牢，但是时间不长，因为他爸爸找到了渠道，通过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将儿子放了出来。这位客人还告诉我，他听说我似乎因为这部长篇小说而得到了二十五万，而我在作品里采用了属于他的生活的故事，何况他是凭伪造的邀请函来美国的，这里没有人给他见面礼。他的简历确实同小说里描写的类似，只是在我小说里的那位父亲——是一家大报社的总编，而他的父亲——是一名部长。可是……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实际生活中的这个儿子才刚刚在桌子下面学走路呢。来客听了这话，于是委屈地离开了。”

《针尖上的天使》被波兰华沙大学列入20世纪十大最佳俄语小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译本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代世界文学最佳翻译作品”名录，而波兰文译本获得了波兰作协颁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奖”。波兰政府和作协在本世纪初曾推选他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德鲁日尼科夫在文学领域涉猎颇广。评论家们认为他是“短长篇”这种体裁的首创者，他从70年代末开始发表短长篇体裁的作品，1991年在纽约出版了他的一本名字就叫“短长篇”的书。从《沙皇费多尔之死》到《曾祖母的蜜月》，这些短长篇无论从情节性还是本事的丰富性来讲都比短篇小说深广得多，虽然还能找到短篇小说的一些特征。但是将这些袖珍的长篇称为中篇小说是不准确的。别林斯基认为中篇小说是“一个长篇分裂成几个部分”，而短长篇则是一个已经结束的长篇，只不过在体裁上已经被压缩了，具体而微。它更适应飞速变化的现实。

德鲁日尼科夫坚持特尼亚诺夫与西尼亚夫斯基的传统，在辩论性文艺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著名作品有《俄罗斯囚徒》和《俄罗斯神话》等。他的回忆性随笔集《我在排队的时候出生》曾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几十家报刊上同事连载。

德鲁日尼科夫发扬纳博科夫的传统，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斯拉夫学者之一。长期担任“被驱逐作家”国际笔会美国分会的副主席。

2008年5月14日，这位天才作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城自己的家中逝世，一个月前他刚刚跨过七十岁的界线。据说国际上对他作品的真正研究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