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旧电影 献给E. A. 嘉普金娜（第3/3页）

首都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疏散到了阿拉木图，正在当地拍摄一部影片，就是我们在前线破草棚里观看的那部影片。我们的这位已不年轻的莫斯科河南岸区出生的女演员，在影片中扮演一个配角。她的表演，特别是重要情节的表演不够理想。其实也很难做到理想。疏散来这里，告别了故乡莫斯科，抛下了丈夫和儿子。她十八岁的儿子在母亲刚刚离开后，马上就去了军事委员会，申请参军。

拍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时，拍来了电报，让她马上回莫斯科去参加儿子的葬礼：儿子在民兵的岗位上牺牲了。

给了她假期。送她上了火车。十天后又在车站上迎接她回来。那是一个深夜，阴冷刺骨，少有人迹。来车站迎接她的竟是导演本人。这位导演威名远震，而且是个大忙人。这一点使女演员有些吃惊，但当时并没有很在意。不知为什么，汽车并没有把她送到住处，而是来到了制片厂。她就披着一条旧披肩，穿了一件绗缝外露的老式棉上衣，脚上是家里做的绱底毡靴，直接进入了摄影场，摄制组正在那里等待着她和导演。

“这简直不通人情！”女演员对导演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就是不能！……”

她号啕大哭起来。导演毛发蓬松，低垂着花白的头，抚摩着她那潮湿的、破旧的披肩，一言不发。

“我真的不能工作！”女演员在哀求，“可怜可怜我吧！……”

导演悲哀的紧闭着的嘴微微嚅动了一下，强迫使自己说出了一个词，这是非常简短的词，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词：

“需要！”

“好的，好的，”女演员摇了摇头说，“我理解……”接着又怯懦地补充说她只能试一试，她完全不记得角色的台词，拍摄时要做些什么，她也不知道。

导演忽然手忙脚乱起来，在她的周围团团转，尽管平时这是一个非常持重的人。就这样，既不排练，也不化妆，开始为她拍片了。导演像对生病的婴儿那样低声低气地说：既然拍不出什么来，就不必管什么情节，随它去好了。没有办法……

导演这个人很有经验，也很有计谋。他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吸引妇女的注意力，而这位妇女也是个家庭主妇，又是莫斯科河南岸区长大的人。他递给了女演员一把小刀，一袋脏兮兮的小土豆，这么小的土豆只有在战时才会生长出来。导演让女演员坐在长椅上，而他自己开始轻声问起了莫斯科、儿子以及葬礼的事情。

开拍时，灯光照得她眼花缭乱，女演员眯起了眼睛，双手抱住头说：“你们拍我干什么？干吗要这样？！”仅仅只有这一次，随后她就变得非常驯顺地做自己的工作了。她开始削土豆，而且全神贯注地进入了角色，以至于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扮演德国兵的演员（他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说：“你要当心些，她手里可有刀子……”

她工作了整整一夜：削土豆皮，轻声细语地诉说莫斯科、儿子以及葬礼的情况。要求她做的一切她都完成了。影片里的这一段完全没有排练和复制。拍摄终于结束了。精疲力竭的摄制组成员们东倒西歪地随便睡在各处。这时候，导演跪在了女演员的面前，亲吻了她那被土豆弄脏了的双手：

“请原谅！”

女演员想要问：原谅什么？这时候，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导演计划好的——拍摄她的震惊和悲哀，趁她还没有摆脱一切，在她被折磨得半死的时候给她拍片。她只是摇了摇头，心里想：“我们演员的工作多么残酷啊！”但是她没有讲出来，只是慢吞吞地说了一句：

“让上帝宽恕你吧！”随后木然地嗫嚅着，“片子拍得还可以吗？我可是不能再重拍了。我会死去的……”

这部战时的影片已经不再放映。也许是拷贝使用时间过长全部报废了，也许是因为这部片子已经失去了全部吸引力。但是我却仍然记得顶棚露天的打谷场，打谷场里挤得水泄不通的战士们，仿佛仍然听得到机枪和发电机交替地嗒嗒作响，还有，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消失的是舞蹈——赤着脚在光秃的土地上跳的舞蹈。我还看到了一位俄罗斯妇女的一双仇恨的眼睛，耗尽了全部精力的眼睛，这双眼睛由于怒火中烧而变成了白颜色。俄罗斯妇女能够经历苦难，有坚韧的耐受力，善于仇恨。这是世界上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