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第2/14页）

焦彼德是店里的经理，日常的事情都是他管。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时候他还叫焦霈海，是个脸色苍白、学习用功的、孤独的男孩子。他脑袋上有四个旋，经常成为别的孩子取笑的对象。因为每天他都要从家里走十多里地去城里上学，我们就给他起了个“乡巴佬”的外号。

他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77年，当大学重新招生的时候，他考进了天津外语学院的英语系。我们当时都去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是由于报考的人多，考取非常困难。我们高中的三百多个考生中只有两个人通过录取分数线。大学毕业后，霈海去了美国留学，在爱荷华大学学历史。后来他改了专业，在同一所大学中拿到了一个商学管理的学位。再后来他就回国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体强壮而且有钱，头发卷卷的，还起了个外国名。他看上去充满了活力，开朗乐观，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上班的时候他永远是穿着很正式，一身西装配上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有一次开玩笑说，他身上长了五十多斤美国肉。说实话，比起过去的那个焦霈海，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焦彼德。我经常纳闷美国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变化这么大—短短六年的工夫从过去那个笨拙孤独的少年变成一个能干自信的男人。是美国的水？美国的牛奶和牛肉？美国的气候？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让人佩服的是，彼德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比木基大学的那些英语教授强多了。这些教授从来没出过国，当年学英语靠的是俄国人写的英语教科书。彼德雇我来炸鸡店工作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在学校里从没有欺负过他，再加上我的腿有点瘸。我对他心存感激，从来没有在同事们面前谈起过他的过去。

当初我们这个牛仔炸鸡店开业的时候，市政府里的五十多个官员前来致贺。开业典礼上一个副市长用一把两尺来长的剪子剪断了红绸带。然后，他赠给了夏皮洛先生一个像火钳子那么长的黄铜钥匙。这是干啥使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的城墙早都拆了，根本没有城门，哪儿有这么大的锁用钥匙去开呢？庆贺的来宾们品尝了我们的炸鸡、薯条、凉拌卷心菜、沙拉、热松饼。可口可乐、姜汁啤酒和橘子水全都免费喝，简直就像水那样敞开了流。来宾们摸摸我们的聚酯座椅、塑料贴膜的桌面、洗碗机、微波炉、收款机、厨房里的防水地毡，有人甚至探头看看我们的冷库和崭新的厕所。他们对这一整套从美国运来的快餐店设施赞不绝口。一个白胡子老干部说：“我们要向美国人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学习他们不仅照顾到入口吃的，还照顾到拉出来的。人家每件事情都事先考虑到了。”有些来宾观看了我们在不锈钢油槽里炸牛仔鸡。这种厨具安全卫生，不像中国厨房里用的那些锅底满是油垢的大锅和哧啦作响又放不平稳的炒锅。副市长和我们每个员工都握了手，嘱咐我们要努力工作，同我们的美国老板好好合作。第二天，《木基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牛仔炸鸡店的长篇文章，把牛仔炸鸡落户木基说成是市领导积极引进外资的成功样板。

刚开张的几个星期，我们吸引了大量顾客，特别是那些急于尝尝美国风味的年轻人更是成群结队地来。因为我们的生意太好了，街上卖小吃的摊子都躲得离我们炸鸡店远远的。有时候我们从那些小吃摊前走过，小贩们就往地上吐唾沫，眼睛不看着我们骂：“狗汉奸！”

我们也不示弱地骂回去：“我每天都吃牛仔炸鸡，又香又脆又好吃！”

开始的时候，夏皮洛先生也很卖力气，经常工作到晚上十点半关门为止。但是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就越来越闲起来，经常躲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有时候还嚼一种玻璃纸包的瘦肉香肠。他白天养足了精神，没有事情干，就开始和手下的姑娘们约会。我们店里一共有四个女孩子，两个全工两个半工，都是二十多岁，健康活泼，长得不算特别漂亮。您想想看，每到星期四晚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就和一个年轻姑娘出去约会，而且去哪儿都没问题。这使我们这三个夏皮洛先生雇来的男工感到自己就像个太监一样没用。特别是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就更觉得自己窝囊。大多数女孩子对我都不错，但是在她们看来我不过是个心肠好的小伙子，对我只有同情没有爱情，好像我的瘸腿使我不够资格成为男人。照我看，夏皮洛先生只是个下流的糟老头子，但是那些姑娘也好不到哪儿去，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卖出去—不管卖的是笑、是甜言蜜语，还是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