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爱

在谈论情爱或爱情时,我们总不乏现成的听众,二者的美及其重要性一直被人们反复强调,几乎到了夸大的地步。即使是“拆穿家”,在反对这种颂扬的传统时,也须保持清醒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但是在现代,很少有人认为,作为一种爱,友爱的价值可与情爱和爱情比拟,友爱甚至根本不被列入到爱的序列。我不记得在《回忆录》之后有什么诗歌或小说歌颂过友爱。现代文学中,类似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罗密欧与朱莉叶的爱情有无数的翻版,但是,像大卫与约拿单、皮拉德斯与俄瑞斯忒斯、罗兰与奥利佛、艾米斯与艾迈尔这样的友爱却没有。在古人看来,友爱是最令人愉悦、最具人性的爱,是生命的冠冕、培养美德的学校。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对它却不够重视。当然,我们承认,男人除了妻子和血肉之亲外,还需要几位“朋友”。但是,那种承认的语调本身,以及被承认者称为“友爱”的那种交情,都清楚地表明,我们谈论的与亚里士多德归入美德之列的Philia以及西塞罗撰书论述的Amicitia,几乎毫不相干。友爱是个边缘性的东西,非人生宴席中的一道主菜,乃是一种消遣,用来填补时间的空隙。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

第一个答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因为很少有人体验到友爱,所以很少有人看重它。一生均无友爱的体验,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原因即在于使友爱与情爱、爱情迥然区别开来的那个事实。在所有的爱中,友爱最非天性(这样说,我毫无贬抑之意),最非本能,最非与生俱来,与生命的联系最小,最爱离群索居,最无必要。友爱最不易引起情绪的波动,也不会使语调发生变化,不会加快脉搏的跳动,也不会使你面容改色。友爱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之间的事,两个人一旦成为朋友,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一起远离集体。没有情爱便没有生育;没有情爱便没有抚养;但是,没有友爱,我们照样可以生存、长大。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人类不需要友爱。一个集体甚至可能不喜欢、不信任友爱,领导者则往往不喜欢、不信任它。不论是校长、上校、船长还是宗教团体的领袖,看到自己的部下三三两两结成亲密稳固的友谊,他们都会感到不安。

友爱这种所谓“非天性的”特点,足以解释为什么它在古代和中世纪受到推崇,到了当代却逐渐遭到轻视。古代和中世纪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禁欲和出世,对天性、情感、肉体,人们或心存畏惧,认为它们会危及灵魂,或予以鄙视,认为它们代表了人类地位的堕落。因此,表面上最不受纯粹天性的约束、甚至最轻视纯粹天性的爱,便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最为宝贵。情爱和爱情均与本能相连,为人和动物所共有,这是最显而易见的。你可以感觉到它们牵动你的五脏六腑,让你心神不宁。但是在友爱中,在那个由自由选择的关系构成的光明、宁静、理性的世界,你摆脱了这一切。在所有的爱中,唯有这种爱似乎将你提升到神明或天使的层次。

但是,中世纪之后,浪漫主义兴起,“感伤喜剧”风靡一时,“回归自然”及崇尚情感之风盛行。随之而来的是感情的滥觞,这种倾向虽每每遭到批驳,但自此一直延续了下来。最后是对本能——血液中邪恶的神灵——的崇尚,对其崇拜者来说,男性的友谊也许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曾经使友爱备受推崇的种种优点,现在都成为它的缺陷。友爱中没有足够的悲喜交加,没有足够的信物和呢喃,因此,不足以取悦感伤主义者;友爱中也没有足够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的东西,因此,不足以吸引原始主义者。友爱显得苍白瘦削,它是一种节欲的爱,而不是更为自然的爱。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了友爱的不受重视。有些人(这些人现在占大多数)认为,人的生命仅仅是一种高级复杂的动物生命,任何形式的行为,只要不能证明来源于动物,具有求生的价值,就是可疑的。在这方面,友爱的证据不够充分。此外,认为集体高于个人的观点也必然会贬抑友爱。友爱是人在个体性最强时建立的关系,和孤独一样,友爱必定会引人离开集体。更危险的是,它让人三五成群地离开。因为友爱具有选择性,只涉及少数人,所以,一些民主主义的情感自然会对其不满。说“这些人是我的朋友”,即暗示“那些人不是”。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一个人若(像我一样)认为古人对友爱的评价是正确的,在论述友爱时,他就必然会将笔墨放在重建友爱的地位上。

有破才有立,我首先必须去从事一点非常讨厌的“破”的工作。在当今这个时代,反驳“每一份真诚坚固的友爱实际都是同性恋”这种理论已经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