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辽兹

没有音乐家像柏辽兹那样鲜为人知——这么说好像似是而非。世人自以为了解他。沸沸扬扬的荣誉围绕着柏辽兹其人其乐。欧洲音乐界刚庆祝了他的百年诞辰。德国同法国就谁养育和塑造了他的才华争执不休。俄国——它对柏辽兹凯旋般的欢迎极大抚慰了他在巴黎受到的冷遇和敌视〔1〕——通过巴拉基列夫〔2〕之口说:他是“法国拥有过的惟一一名音乐家”。他的主要作品经常在音乐会上得到演奏;其中有些具有雅俗共赏的罕见品质;少数作品甚至达到尽人皆知的程度。许多作品被题献给他,他本人也被众多作家加以描述和评论。连他的面部也很有名;它像他的音乐那样如此感人和独特,使你好像一见之下就能看出他的性格。在他的心灵及其创作上没有阴云笼罩;这些不像瓦格纳的作品,还需要引导和传授才能听懂。柏辽兹的作品好像没有弦外之音和云遮雾罩的神秘感,你马上就能成为要么它们的敌人,要么它们的朋友,因为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最终的印象。

这才是最棘手的地方;人们自以为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柏辽兹的作品。意义的隐晦对艺术家的伤害也许不如表面的明了来得大;藏在云雾中虽然意味着长久不被人理解,但那些渴望理解的人至少还能在探寻真相时特别小心。人们并非总能意识到,在一部结构清晰、对比强烈的作品中,也可能有深度和复杂性存在。如某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天才巨匠作品中的明快,如伦勃朗〔3〕绘画中的心绪不宁及他对北欧黄昏的描绘,这些都是这种浅显中见深刻的例证。

这还只是第一个陷阱;还有许多陷阱将在我们尝试理解柏辽兹时困挠我们。光是接近这个人,就得打破一堵偏见与迂腐、传统与学术的势利之墙。总之,要想把他的作品从飘浮了半个世纪的尘埃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摆脱几乎所有关于他创作的现行说法。

首先,一定不能犯把柏辽兹同瓦格纳进行比较的错误;无论是牺牲柏辽兹以成全这位德国的奥丁神(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世界的统治者),还是牵强地试图在这两人之间搞调和,都不行。这是因为,总有一些人扯起瓦格纳理论的大旗来攻击柏辽兹;而另一些不愿作这种牺牲的人则寻求把他说成是瓦格纳的先驱,或是他的兄长,其使命就是为这位比自己更有天才的瓦格纳鸣锣开道,抛砖引玉。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要想理解柏辽兹,你必须摆脱拜罗伊特的魔幻般的影响。尽管瓦格纳可能向柏辽兹学了点东西,但这两位作曲家毫无共同之处;两人的天才和艺术是截然对立的;两人分别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耕耘自己的那块土地。

那种来自古典主义角度的误解同样危险。所谓“从古典主义的角度”,是指对过去传统的迷信和依恋,是指那种想把艺术局限在狭窄范围内的迂腐欲望;此风仍在评论界盛行。谁不曾同这些音乐审查官打过交道呢?他们会蛮有把握地告诉你音乐可以走多远,它必须在哪里停住,它可以表达什么以及切不可表现什么等等。这些人本身不一定都是音乐家。但这又有何妨?他们难道不是有过去的例证为凭吗?有过去的大师为凭啊!有一些连他们自己也未必理解的作品撑腰。与此同时,音乐却凭借其自身不断的发展,证明了这些人的理论的过时,并且打碎了这些不堪一击的障碍。可是这些评论家对此视而不见;他们自己不前进,也不让别人前进。这种评论家对柏辽兹充满戏剧性和描述性的交响曲持贬斥的态度。他们怎能赞赏十九世纪的这一最大胆的音乐成就呢?这些可怕的学究和古典艺术的狂热捍卫者(他们只有在一种艺术的生命停止之后才开始理解它)是桀骜不驯的天才的死敌,其危害比无数愚昧无知的人都大。这是因为,在一个像我国这样的音乐教育还很薄弱的国度,人们面对强大而又一知半解的传统势力往往怕得要死;任何人胆敢越过传统的雷池半步,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遭到斥责。柏辽兹若不是在古典音乐之国德国找到了盟友,有哪位法国的古典音乐爱好者肯对他稍加关注呢?所以他把德国称作“特耳菲的神谕”〔4〕。年轻一代的德国乐派中有些人在柏辽兹那里找到了灵感。他创作的那首充满戏剧性的交响曲的德国移植在李斯特的扶持下生长茂盛,发扬光大。当今德国最杰出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深受他的影响。连伙同查尔斯·马勒尔伯(Charles Malherbe)编辑出版了柏辽兹作品全集的德国著名指挥家费利克斯·魏因迦特纳也斗胆写道:“光有瓦格纳和李斯特而没有柏辽兹,我们不会走到今天。”这种来自一个讲究传统的国家的支持出乎那些古典传统卫道士的意料,使他们不知所措,同时团结了柏辽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