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和女孩（第2/7页）

狐狸活着的时候，住在爸爸为它们筑造的空间里，被一排高高的护栏围住，像一座中世纪的小镇，大门到了夜晚便上锁。这座小镇的街道两边，是大块大块坚固的畜栏。每一座都有一扇真正的门，人能进出。顺着金属线用木板搭了一道斜坡，让狐狸们跑来跑去。还有窝，一个留着气孔的布箱子，这就是它们睡觉、过冬、生宝宝的地方。吃饭喝水的盆子都拴在金属线上，从外头就可以方便地倒空、清理盆子。盆子都是用旧罐头盒做的，斜坡和窝则是旧木材的零头废料做的。一切都设计精巧，井井有条；我爸爸是个不知疲倦的发明家，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书就是《鲁滨逊漂流记》。他在独轮车上装了一个锡桶，用来给畜栏带水。夏天的时候，狐狸每天要喝两次水，这事儿由我负责。早晨九到十点，另一回则是晚饭后，我用水泵把桶里装满，经过谷仓把车推到畜栏去，在那儿我停下车，把喷壶倒满，沿着街道走。莱尔德也会来，拿着他的小乳酪盒，还有绿色的园艺罐，罐里盛得太满，一碰到腿，水就洒在了他的帆布鞋上。我拿的是真正的喷壶，是我爸爸的，虽然我拿着它，只能装到四分之三满。

所有的狐狸都有名字，名字都刻在一块锡板上，挂在它们门口。它们的名字不是出生时取的，而是第一年被剥皮后幸存下来，放进繁殖群以后取。爸爸取的名字，就叫王子、鲍勃、沃利、贝蒂。我取的名字，都是星星、土耳其人，或者莫琳、戴安娜。莱尔德取了一个名字叫莫德，是他小时候爸爸雇过的一个姑娘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哈罗德，是他学校同学的名字，另外一个叫墨西哥的，他没说为什么。

取名字并没有让它们变成宠物，或者类似宠物的情况。除了爸爸以外，没有人进过畜栏，而他两次因为被咬血液中毒。当我给它们送水的时候，它们在畜栏里自己走出来的小径上来回奔跑，偶尔吠叫—它们把叫声都留给了夜晚，那时候它们有可能集体发了狂。但它们总看着我，眼神热烈，成了它们尖尖的、恶毒的脸上清澈的金光。它们长得很漂亮，有优雅的四肢，贵族式沉甸甸的尾巴。后背亮丽的毛皮上散落着暗色的斑点，这也是它们之所以叫银狐的缘故。不过，它们最漂亮的还是脸，异常尖锐，散发出来的是全然的敌意。还有它们金色的眼睛。

除了送水，除草的时候，我也要帮爸爸。畜栏中间长出来各种藜属植物，还有花儿已经盛开的钱麝香。爸爸用长柄镰刀砍，我则用耙子把杂草堆起来，然后他拿干草叉把刚砍下来的草都扔到畜栏顶部，给狐狸降温，给它们的毛皮遮阴，因为如果日晒过度，毛的颜色会变成深棕色。除了我们手上的活儿以外，爸爸不和我聊其他的。在这点上，他和妈妈全然不同，妈妈只要高兴，什么事儿都告诉我，比如她小时候狗的名字，她长大一点后，和她约会的男孩名字，当时她穿什么样子的衣服，以及她现在实在想不出来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了。而爸爸，他的想法和故事都是私密的，我在他面前很羞涩，永远不会问他什么问题。然而，我会欣欣然在他眼皮底下干活，感觉颇为自豪。有一次，一个饲料推销员到畜栏里和他说话，我爸爸说：“我想让你见见我新雇的帮手。”我转过脸，拼命地耙草，激动得脸都红了。

“耍我。”推销员说，“只是个小姑娘罢了。”

草砍掉以后，似乎突然就到了下半年。清晨，我走在残梗上，便注意到了秋天那变红的天空以及渐近的静默。我推着车子走出大门，挂好了锁，天便要黑了。某晚正是这个时候，我看见爸爸妈妈在说话，他们站在一小块高耸的地上，我们称为跳板的地方，就在谷仓前头。爸爸刚从屠杀房里回来，还戴着他那块血迹斑斑的、硬邦邦的围裙，手里拎了一桶剁开的肉。

在谷仓前看见妈妈，是件奇怪事儿。她不经常从家里出来，除非是要干活，比如，出来晾洗好的衣服，或者到花园去挖土豆。她在四处打量这个地方。她粗笨的腿光溜溜的，从来没有被太阳晒黑过，围裙还挂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洗晚饭的碟子，肚子那儿湿淋淋的。她用一块手帕扎住的头发掉出来好几缕。早上她总是这样扎头发，说她没有时间好好梳头，于是整天其实都这样扎着。不过，她说的也是真话；她的确没有时间。最近这些天，我们家后廊上堆的都是篮子，从镇里买回来的桃子、梨、葡萄，自家种的洋葱、西红柿、黄瓜，都等着要做成果冻、果酱、蜜饯，或者腌成咸菜、辣酱。厨房的炉子里终日点着火，瓶子在滚开的水里叮当作响。有时候两把椅子之间搭一根杆子，挂一个棉布包，用来挤压黑蓝的葡萄果浆做果冻。我也被分派了任务，坐在桌子边，剥掉浸泡在热水里的桃子的皮，或者切洋葱，切得我眼睛生疼，泪水直流。活儿一做完，我就跑出家门，试图在我妈妈想起来再叫我干什么以前，就跑出我耳力所及的范围。我讨厌夏天闷热黑暗的厨房，讨厌绿色的百叶窗和捕蝇纸，讨厌破旧的油布桌，讨厌摇摇晃晃的镜子和崎岖不平的油毯。妈妈太累了，没有精力和我说话，没有心情谈师范学校的毕业舞会；汗水在她的脸上流淌，她心里永远在数数，指着那些瓶瓶罐罐，要倒几杯糖。对我而言，家里的活儿似乎永远都没完没了，疲惫不堪，特别令人情绪低落；而屋外的事儿，帮爸爸打下手，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