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和女孩

我爸爸是养狐狸的。就是说，他在围栏里，养殖银狐。秋冬时分，狐狸的皮毛是最好的，他把它们杀了，剥了皮，卖给哈德逊海湾公司，或者蒙特利尔皮毛交易商。这些公司送给我们的英雄挂历，厨房的门上一边挂了一个。寒冷的蓝色天空，黑色的松林，变幻莫测的北方河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头顶羽毛的冒险家插上英格兰国旗，或者法兰西国旗，健壮的野蛮人弯着腰做搬运的苦力。

圣诞节前几个礼拜，爸爸晚饭以后都要在地下室工作。地下室的墙刷成白色，照明用的是工作台上一百瓦的灯泡。我和弟弟莱尔德坐在最高的台阶上，看着。爸爸把狐狸皮剥下来，把里面翻成外面，要是忽略沉甸甸的毛的骄人重量，那么仅仅是皮的话，看起来分外小，分外简陋，倒更像老鼠。光溜溜的身体都被放进一个大口袋，扔进垃圾堆。有一回，爸爸雇来的帮工，叫亨利·贝利的家伙，挥起口袋朝我扔过来，嘴里说着：“圣诞礼物！”我妈妈觉得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实际上，她厌恶整个剥皮的过程—杀掉，剥皮，皮毛的预处理。她希望不要在家里做这种事儿，屋里会有味道。把反过来的狐狸皮铺在一块长长的木板上，爸爸开始小心翼翼地刮，清除血管上凝结的细小血纹，脂肪泡，血的气味，以及动物脂肪。狐狸身上强烈的原始味儿弥漫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里。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镇定的季节性的味道，如同橘子和松针的清香。

亨利·贝利的支气管有毛病，他会不停地咳嗽，咳嗽，一直咳到瘦长的脸变得猩红，带着嘲弄的淡蓝色眼睛充满泪水。然后，他便去把炉子的盖子掀开，退后几步站好，喷出大团的浓痰来—嗖—直接扑进火焰中心。我们对这种表演赞不绝口，还会赞美他能随心所欲地让肚子咕咕叫，还有他的笑声充满了尖锐的哨音，以及潺潺的水声，把他胸腔内一切系统故障都囊括其中。有时候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大半可能就是在取笑我们。

上床以后，我们仍然能闻到狐狸的味道，听到亨利的笑声，不过，这一切提醒我们璀璨的、温暖的、安全的世界似乎失去了，渐渐消沉下来，在楼上陈腐的冷空气中飘浮。我们惧怕冬天的夜晚。我们不害怕屋外，尽管冬天是这样的时节，风吹成的雪堆绕着我们的房子，像入睡后的鲸鱼；而来自深埋的田野和结冰的沼泽地的狂风，整夜袭扰我们，仿佛一群凶险而又不幸的老怪物在大合唱。我们害怕的是屋里，我们睡觉的房间。那时候，房子的楼上还没有修好。砖筑的烟囱在一面墙上砌了起来，地板中间是一个方形洞口，旁边一圈木头栏杆，这里是修楼梯的地方。楼梯井的另一边，则是谁也不会再用的东西，一卷竖放的军用油毡，一辆柳条编的婴儿车，一个放蕨类植物的篮子，有了裂缝的陶瓷罐和陶瓷盆子，一张巴拉克拉瓦战役的画，看起来十分悲惨。莱尔德刚刚能听懂这种故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住在那里的，都是蝙蝠和骷髅；一旦有人从二十英里外的乡下监狱里跑出来，我就想象他不知怎么从我家窗户进来了，就藏在油毡后头。不过，我们自有保证安全的办法。灯亮的时候，只要不越过那块被当成卧室分界线的磨坏了的地毯，我们就是安全的；灯熄灭的时候，除了床以外，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不得不跪在床头，用尽全力伸手够灯绳，关上灯。

黑暗中，我们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我们狭小的救生筏上，唱着歌儿，凝视着楼梯井透出来的微光。莱尔德唱《铃儿响叮当》，他随时随地都在唱这首歌，也不管是不是圣诞节。我唱的是《男孩丹尼》。我喜欢自己的声音，轻柔、恳切，从夜色中缓缓地升起。这会儿，我们能分辨出结霜的窗户的高大形状了，阴森、惨淡。每当我唱到“当我死去，就这么死去……”，便不自主地浑身战栗，不是因为冰冷的床单，而是因为一阵舒坦的情绪几乎要让我沉默下来，“你将会跪下，祈求，天上的福哉马利亚……”什么是福哉马利亚？每天我都忘记去查查。

莱尔德唱着唱着就睡着了。我能听到他漫长的、心满意足的轻快呼吸。提醒我了，这是我最完美的私人时间，也许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我紧紧地用被子裹住自己，继续给自己讲故事，讲我夜复一夜给自己讲的故事。都是我自己的故事，我长大后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仿佛发生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这是一个为勇气、胆量和自我牺牲提供机会的世界，而我生活的真实世界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在爆炸的楼房里救人（真正的战争离我们的朱比利如此遥远，这个现实着实让我沮丧）。我射杀了两只狂暴的狼，在它们试图威胁校园安全的时候（老师们恐慌地躲在我的背后）。我神采奕奕地骑着一匹好马，走在朱比利的大街上，答谢小镇居民对我的感激之情，大概是因为某种我还没想出来的英雄事迹（小镇上，没有人骑马的，除了橘子节游行的时候，金比利骑过马）。在我的故事里，却总是骑马、射击，尽管我实际上只上过马背两次，而且还没有马鞍，因为我们家没有马鞍。而第二次我直接滑了下来，掉在了马蹄下，马平静地从我身上跨了过去。我千真万确学过射击，只是什么都没有打中过而已，就连篱笆上搁着的罐头盒也没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