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斯基摩人

玛丽·乔知道斯齐特医生会发什么议论。

“还真是个小联合国哟。”

玛丽·乔知道如何对付他，她会指出，头等舱就是这样的。

他会说，他可没提议斥巨资来换取敞开喝香槟的特权。

“再说，你知道头等舱里现在都是什么人吗？日本佬。把这个国家又买下不少之后往家赶的日本商人。”

玛丽·乔会说，她现在可不觉得日本人是什么外国人啦。她会若有所思地说这话，就好像她正对此暗自惊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是说，他们看起来已经不像外国的种族啦。”

“哼，你在他们眼中是外国人，最好别忘记这一点。”

如此一吐为快之后，斯齐特医生就不会再闷闷不乐了。他会在她身边安顿下来，乐滋滋的，因为坐在前排，有地方给他放腿。作为一个高大、壮实、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男人，他会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有点笨拙却高贵不凡的巨人—在这些肤色比他深、比他矮小、骨骼更细致、穿着华丽或者奇特的服装的人当中。他会坐定下来，仿佛有权坐在这，有权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仿佛这种权利只有他这个年纪和种族、这种衣着和思维的男人才能享有。

不过他没在她身边伸直双腿，心满意足地嘟囔。她孤身奔赴塔希提之旅。这次度假是他给的圣诞礼物。她坐靠走道的座位，靠窗位置空着。

“他的脑袋就恐龙那么点大，就是这么回事。”斯齐特医生的女儿丽亚宣称，她正跟玛丽·乔聊她最心爱的话题—她爸爸。她有一长串心爱的话题，心爱的严肃话题—核扩散、酸雨、失业率，以及种族偏见和女性地位—不过通往它们的道路无一例外都是从她爸爸开始。照丽亚的说法，她爸爸差不离就是这一切的肇因。是他促成了原子弹、污染、贫穷和种族歧视。玛丽·乔不得不承认有时他发的议论确实会让人得此结论。

“那些只是他的看法罢了。”玛丽·乔说。她都能想象出那种恐龙了，脊梁上有一些扁扁的骨头突出—一种华丽的盔甲，几乎像饰物。“男人嘛，总要有点看法才成。”

这话多蠢啊，尤其是对丽亚而言。丽亚二十五岁，失业，是个肥胖、活泼、美丽的女孩，骑辆摩托车。玛丽·乔说完这话，胖姑娘丽亚保持淡定的微笑，盯着她看了一分钟之久，这才轻柔地说：“为什么呢，玛丽·乔？为什么男人非得有看法才成？以便男人毁掉世界的时候，女人只需要坐在那里咂咂嘴吗？”

她摘掉摩托车头盔，把被雨水打湿的头盔搁在玛丽·乔的办公桌上，抖开一头乱糟糟的深色长发。

“没什么男人在毁灭我的世界。”玛丽·乔拿起头盔搁到地板上，轻快地答道。在这场谈话中，她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势均力敌。丽亚这家伙，跑进她爸爸的办公室，这番高谈阔论，到底想干什么呢？她想必不曾指望玛丽·乔赞同她。不。她想要、希望玛丽·乔捍卫她爸爸，这样她就可以得意地表示不屑（哦，当然了，玛丽·乔，你觉得他就是上帝！），同时也能安心。玛丽·乔似乎该承担起这女孩妈妈的分内事—让她理解爸爸，原谅他，钦佩他。不过，斯齐特医生的妻子可不大会原谅或者钦佩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对她丈夫了。她酗酒，自视为一个智者。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办公室，问可否跟“伟大的医治者”通个话。一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邋遢女人，一头白发乱糟糟的，成天与演员们（她是当地剧院的董事）和所谓的诗人（她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读博士的那所大学里的英语教授们）厮混。

“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男人，每天都在拯救生命，”玛丽·乔告诉丽亚—她经常强调这一点—“怎么能说他在毁灭世界呢？”玛丽·乔之所以捍卫斯齐特医生，并不只因为他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根本不是。并非因为这些，她才觉得他妻子应该给孩子灌输一些对他的尊敬之情。而是因为他是这个地区最出色的心脏病专家，因为他每天都奉献给等在候诊室里面如死灰的病人了，心脏病患者，生存在恐惧和痛苦中的人们。他的生命都用来奉献了。

丽亚尽管戴了头盔，头发还是湿了，她把雨水直甩到玛丽·乔的办公桌上。

“丽亚，小心点，拜托。”

“你的世界是什么呢，玛丽·乔？”

“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尽忙着帮我爹地咯。”

玛丽·乔为斯齐特医生工作了十二年，在楼上的公寓住了十年。丽亚小一点的时候—还是个喧闹、肥胖、烦人却可爱的十来岁丫头的时候—喜欢到公寓找玛丽·乔玩，玛丽·乔只好煞费苦心地确保斯齐特医生频频短暂逗留的痕迹都已消抹干净。如今丽亚对此想必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曾直接质问过什么。她经常像是试探性地围着这个话题绕圈子。玛丽·乔尽量装作面无表情，却时不时觉得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