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6/29页）

“我吃不下那么多。”

“蘸糖浆。这儿。我来，我来倒。”

我在外面等他们，在草坪上，当我看见轮椅出了餐厅大门时，我穿过马路，在她推着他离开波林餐馆时，我做了自我介绍，边走在他身旁，边讲话。“我住在这儿。我认识你女儿。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见过她好几回。我昨天参加了葬礼。我在那儿看见你。我想向你表示哀悼。”

他是个骨架很大、个子很高的人，比当时在葬礼上蜷缩在轮椅里时看上去大多了。他一定不止六英尺，但他严苛、瘦骨嶙峋的面孔（福妮雅的毫无表情的面孔，正是她的面孔——薄薄的嘴唇，高耸的颧骨，轮廓清晰的鹰钩鼻，同样深陷的蓝眼睛，眼睛上方围绕着浅色睫毛的是那相同的眼泡肉，相同的饱满程度，我在奶场看到她时曾鲜明地感到那是她的一个异国标记，她面孔唯一诱惑性的标识）——那张面孔上的表情却属于一个不仅被判终身轮椅监禁，还必须在余生中遭受更严重不幸煎熬的天谴的人。虽然高大，或曾经魁梧，他身上却除了恐惧，别无其他。我在他抬头对我表示感谢的刹那间，看见隐藏在他眼光后面的恐惧。“你太客气了。”他说。

他大约与我同年，但他的用语，可以追溯到我们两人都尚未出生的时代，分明表现出有过一个优越的新英格兰童年。我先前在餐厅里就对此有所察觉——它，仅以这种用语，这种有钱人的、半英国化的用语，受制于完全异于美国的礼仪至上的社会习俗。

“你是福妮雅的继母吗?”这与使用其他方法引起她的注意没有任何区别——也许让她放缓速度也不得不如此。我猜想他们是回到草坪对面街拐角的学院招待所去。

“她是西尔维娅。”他说。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停一停，”我对西尔维娅说，“让我跟他谈谈。”

“我们在赶飞机。”她告诉我。

既然她明显地下定决心要把我当场从他身边赶走，我只好说（同时依然跟着轮椅往前走）：“科尔曼·西尔克是我的朋友。他没有把车开出路面。他不可能那样做。没有迹象。他的车是被撞出去的。我知道谁应当对你女儿的死负责。不是科尔曼·西尔克。”

“别推了。西尔维娅，停一会儿。”

“不，”她说，“真是疯了。真是受够了。”

“是她的前夫，”我对他说，“是法利。”

“不，”他有气无力地说，仿佛我用子弹射中了他，“不——不。”

“先生！”她停了下来，对，但那只没有抓紧轮椅的手却伸出来一把揪住了我上衣的前襟。她是个矮小、年轻的菲律宾女人，有着一张小小的绝不饶人的浅褐色面孔，我可以从她无畏的黑色眼睛的决心里看出人间事务的纷乱决不允许稍稍接近由她保护的一切。

“你能不能停一会儿?”我问她，“我们难道不可以到那边草地上坐下来聊聊吗?”

“这人身体不好。你正在耗费一个重病人的力气。”

“但你们有一本属于福妮雅的日记。”

“没有。”

“你们有一把属于福妮雅的枪。”

“先生，走开。先生，别烦他，我在警告你！”她说着就动手推我——用那只原来抓住我茄克前襟的手，猛地将我推开。

“她有枪，”我说，“是为了防止法利攻击她。”

她尖刻地回答道：“可怜的东西。”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跟着他们拐过街角走到旅馆外的门廊。福妮雅的父亲此刻已经毫不避讳地哭泣着。

当她转身发现我还在那儿时，便说：“你坏事干得够多了。滚，不然我叫警察了。”在这个小个子身上潜藏着一股残暴的力量。我明白了：要维系他的生命似乎非如此不可。

“别毁了那本日记，”我对她说，“里头有记录……”

“脏东西！有脏东西的记录！”

“西尔，西尔维娅——”

“他们所有的人，她，她弟弟，母亲，继父——整个一窝，践踏了这个人的一生。他们抢他的钱。他们欺骗他。他们羞辱他。他女儿是个罪犯。十六岁怀孕生孩子——她把孩子撂在孤儿院。她父亲本可以领养那孩子。她是个众所周知的婊子。枪支、男人、毒品、污秽和性。他给她的钱——她用那钱做了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