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5/16页）

“好了，不出几天，艾拉就进了安静病人区，再下一周就出了院，然后他真的成了……

“嗯，也许，”默里思索片刻后说道，“他只是又得回了过去他挖沟时有的那种纯粹的生存，那是在他周围立起了所有那些政治，家庭，成功和声名搭起的架子之前的，在他埋葬了那个挖沟人，戴上阿贝·林肯的帽子之前的。也许他又恢复了自我，有他自己方式的演员。艾拉不是个被打倒的优秀艺术家。艾拉只是回到了他的起点。

“‘复仇。’他对我说，”默里说，“就这样明白平静。许多囚犯和无期徒刑犯，用勺子敲着监狱栅栏的，都不能表述得比这更好。‘复仇。’以恳求的动人辞句来抗辩，还有与之对称的使人不得不行动的复仇，这两者之间没有选择。我记得他缓缓揉着关节对我说他要毁了她。我记得他说，‘把她的生活丢到了那堆和她女儿相关的破烂里。再把我的生活也丢进去。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公平，默里。有辱我的人格，默里。我是她的死敌吗?好吧，那她也是我的死敌。’”

“他毁了她了吗?”我问道。

“你知道伊夫·弗雷姆出的事。”

“我知道她死了。死于癌症。不是吗?在六十年代吧?”

“她死了，但不是死于癌症。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张照片吧，艾拉从弗里德曼过去的一位女朋友寄来的邮件里拿到的，他要用来对付伊夫的那张照片?那张我撕了的照片?我该让他用的。”

“你以前这样说过。为什么呢?”

“因为艾拉用那张照片是要找个不会扼杀她的方法。他的一生都在找寻不扼杀人的途径。他从伊朗回到家乡以后，全部的生活都是在试图平息他的暴力冲动。那张照片——我没有意识到它掩饰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我撕掉了照片，不让他把它用来作武器，他说，‘好吧，你赢了，’我就回了纽瓦克，愚蠢地以为我已有了一定成就，而在锌镇，他开始练打靶子。他那里有刀子。下一周我开车回去看他，他没试图作任何掩盖。他沉浸于狂想之中，无暇顾及掩藏。谈的全是杀人的事。‘炮火的气味，’他告诉我，‘是春药！’他绝对是着了魔。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真正的相似之处，艾拉和伊夫无望地互相连结在一起，两个灵魂间冲突不止：每人都无可救药地喜好那个一旦开始就无止境的东西。他的诉诸暴力正是她的歇斯底里癖性在男性身上的对应——是同一个瀑布，它在两性间各有其特色的显示。

“我要他把他所有的武器都给我。要么马上给我，要不我就打电话报警。‘我和你一样受过不少苦，’我告诉他，‘在家里，我受的苦比你多，因为我得先来面对。有六年，我一个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我不了解什么是想拿起枪来打死谁吗?现在你想对她做的一切，我六岁时就想过。后来你出生了。我照顾你，艾拉。只要我在家，我就不让最糟糕的情形影响你。

“你不记得这个了。那时你两岁，我八岁——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从没告诉过你。你要应付的屈辱已经够多了。那次我们必须搬走。那时我们还没住在工厂街上。你是个小孩子，我们住在拉科瓦那铁路线下方。在那索。那索十八街，背朝铁路。四个房间，没有灯，噪音很大。一月租金十六美元五十美分，房东升到十九美元，我们付不起，就被赶了出来。

“我们把我们的家当搬出去以后，你知道我们的父亲做了什么吗?你和妈妈，还有我，开始把东西推到工厂街上的那两个房间去，他留在后面，待在腾空了的旧公寓里，他蹲下来，就在厨房正中间大便。我们的厨房。就在我们过去坐在桌旁吃饭的地方，正中间，有一堆他的粪便。他把它涂在墙上。不用刷子。不需要。就用手把粪便涂在墙上。上，下，一侧。他涂完了所有的房间，在厨房洗涤槽里洗了手就离开了，连门都没关。你知道随后几个月孩子们都叫我什么吗?粪墙。那个年代人人都有绰号。他们管你叫呜呜哭，叫我粪墙。这就是我们的父亲留给我这个他的大男孩，最大的儿子的遗产。

“那时我保护了你，艾拉，现在我也要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我找到了文明的生活道路，你也找到了你的，眼下你不能又退回去。我来跟你解释一点你好像是不明白的事。你究竟为什么成了共产党。你从没想过吗?我的文明之路是书籍，大学，教学，你的则是奥戴和共产党。我从来就不接受你的途径。我反对你的途径。不过两种途径都是正当的，都有效。可是现在发生的事，你还是不懂。他们告诉你说他们决定了共产主义不是走出暴行的途径，而是为了暴行的计划。他们判定你的政治主张是有罪的，另外还判定你也是有罪的——而且你还要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说你是罪犯，于是你就上好枪，把刀捆在大腿上。你说，‘千真万确我就是！炮火的气味——是春药！’内森，我把嗓子都说哑了。可是和一个满腔怒火要杀人的疯子这样讲并不能让他安静下来。倒更让他激动了。和一个满腔怒火要杀人的疯子在一起，开始讲童年的故事，以那公寓的布置图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