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18页）

1955年，自收音机上播出将艾拉列入共产分子黑名单后大约四年，默里被教育委员会从教职上辞退下来，理由是他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经过纽瓦克作四天听证时拒绝合作。后来他复职了，但是历经了六年的诉讼，终以州最高法院五对四的裁决获得复职，归还欠薪，扣去六年来他做吸尘器推销员养家的收入。

“不知道还能干什么，”默里说，微笑着，“就卖吸尘器吧。挨家挨户。把满满一缸烟灰倒在地毯上，然后再给他们收拾干净。给他们收拾整所房子。就这么把东西卖掉的。我那时候把新泽西大半的房子清扫过了。内森，有不少人对我不错的。我有妻子，她常常要花钱治病，我们还有个孩子，可是我得到了颇多的生意，把吸尘器卖给很多人。多丽丝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工作了。回到医院的实验室。干验血的工作。最后管理实验室。那时候技术工作和医学研究还不分家，多丽丝全都干：抽血，做抹片。用显微镜，很有耐心，很仔细。受过专门的训练，观察力敏锐，做事精确，知识丰富。她常从我们街对面的贝思·伊思雷尔医院穿过马路回到家，穿着实验服做晚饭。据我所知，从来只有我们家是把色拉酱盛在实验室用的烧瓶里。爱伦美氏瓶。我们用移液管拌咖啡。家里所有的玻璃用具都来自实验室。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多丽丝在撑着。我们一起对付过来了。”

“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问他。“我一直这么以为。”

“我也说不准。艾拉是这么想的。或许他们找上我，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有个教师该有的样子吧。或许即便没有艾拉，他们也会找上我。起初我可是个狂热分子，内森。满腔热情，要树立职业的尊严。那可能是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作为教师得受到何等的轻侮，你无法相信。给当成孩子一样。上级告诉你什么，什么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得这个钟点到，要按时签到。在学校里待极长时间。下午和晚上还随时有差事，虽然合同里不包括这个。各式各样不值一提的那一套。你感到被贬低了。

“我投入到组织工会的活动里，很快升到委员会的领导圈，是董事会任职。我做事直来直去，我得承认，有时候并不多加思索。我以为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致力的是让教师获得尊重——为了他们的劳动，获得尊重和合理的报酬。诸如此类的事情。教师的薪水，工作条件，福利都大有问题……

“教育厅长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对提他做厅长的运动里头很卖力。我支持另一个人，那人输了。我从不讳言与这混蛋的对立，因此他对我恨透了。1955年，解聘的时候到了，我被叫到市里头的联邦大厦，参加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去作证。主席是个叫沃特的议员。同来的还有两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三个从华盛顿来，带着律师。调查共产主义在纽瓦克市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调查他们所说的在劳工和教育界的‘党派的渗透’。那时这股听证风席卷全国，不管是底特律、还是芝加哥。我们知道要到这里的。无可避免。他们在一天里头对付了我们教师，最后一天，5月的一个星期四。

“我作证时间五分钟。‘你现在是不是或者曾经是……?’我拒绝回答。哦，为什么不回答呢?他们说。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不证明自己清白呢?我们就要些检举揭发而已。我们到这里来就为了这个。我们是立法机构，不是刑罚机构。如此这般。但是据我对人权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与他们无关，我就这么对他们说的——‘与你们无关’。

“那周前几天，他们找过电业工人联合会，艾拉在芝加哥时候的老工会。周一的早晨，一千名联合会成员租了车自纽约来到调查委员会成员住的罗伯特酒店，包围酒店抗议示威。《星条报》这样描述示威者，‘敌对势力反对国会调查，发起入侵’。不是由宪法赋予权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如同希特勒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般。委员会里一位国会议员对新闻界指出——对他的言论里隐含的非美国成分没有丝毫的惭愧——很多示威者在用西班牙语喊叫，在他看来，这证明他们对打着的牌子有何意义并不明白，他们只是无知做了共产党的‘傀儡’。而纽瓦克警局‘反颠覆科’将他们监控起来了，对此他深感宽慰。车队回纽约的途中在经过了哈得孙镇后，据报道那边的某警察称，‘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们一伙人全关起来了。’到我在星期四里头第一个被传讯时，当地的气氛就是这样的，新闻媒体里也是这样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