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他依然住在威克特太太的家里。是的，他还没搬走。每天早上约十点半时，他都会穿上外套，戴上长围巾，然后去街对面的学校。他觉得自己非常健康，而且他实际要做的事并不辛苦——只是带几个班的拉丁文课和罗马历史课，不但课程没变化，连他要教的发音也都没变。奇普斯又可以讲那个关于卡努莱亚法的老笑话了。这一代的学生们还没听过这个笑话，所以当自己讲完后，听到他们开心地笑了，奇普斯别提有多满足了。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剧院里昔日的头牌，最后一次卖力表演后，他淡出了公众视野；而今重返舞台，再次成为了焦点。

学生们都说这老师可真厉害，这么快就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和长相。但他们不知道住在街对面的他与这所学校之间有着怎样的过去，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

他在学校特别受欢迎。大家知道而且也能感觉得到，他能在某些出人意料的事情上发挥作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被人需要的，而且是被那些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人与事需要着。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崇高的感觉了，而这份崇高最终是属于他的。

他也会讲些新笑话——关于军官训练营、定额补给粮食制，还有强制安装的反空袭百叶窗。那时候，每周一学校餐厅的固定食谱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炸肉丸子，奇普斯给它取名为“abhorrendum[1]”，意思就是“狗不理”。这笑话传遍了校园，学生们碰面时会互相问“听过奇普斯的新笑话了没？”

1917年冬，查特瑞斯病倒了，因此暂时由奇普斯代理布鲁克菲尔德校长一职——这是第二次了。四月，查特瑞斯过世了。学校董事们问奇普斯是否愿意“做满任期再走”。他说只要学校不走那套正式的任职程序，他就留下来。自此事——终于，他算是实现梦想了。但是不久之后，他的身体渐渐衰弱了，感觉很多事情都力不从心。他对瑞弗斯说：“你看，我已经老了，不想别人再……呃……对我有太多期望。现在的我就和那些随处可见的新任陆军少校、上校一样，打仗时侥幸捡回条命才升官罢了。其实现在的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兵。”

尽管1917年、1918年世道艰难，但奇普斯都挺过来了。每天早上，他坐在校长书房里应对各项事宜、处理各种诉求。丰富的经验让他变得自信起来，这种信心是和蔼仁慈的，而非咄咄逼人的。他身处校长之位，凡事有分寸非常重要。但懂得掌握分寸的人，这世上已经不多了。而且，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要好好坚持，或努力让布鲁克菲尔德也拥有这份特质，让这份特质在合适的地方得以发扬。

如今每周日在小教堂读遇难校友名单的人是他，有时，人们看到或听说在念名单的时候奇普斯流泪了。学校里的人都说“哎，难道不该伤心吗？毕竟他老了。”但这事要是换作其他人，便可能被骂作软弱无能。

有一天，瑞士的朋友给他寄来一封信。尽管，经过重重审查[2]，这封信的内容已被删去大半，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消息。接下来的周日，在逐一念过那些遇难校友的名字并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之后，他顿了一顿，然后说：

“战前就在这念书的个别同学一定还记得德语老师马克斯·斯丹弗。在这教书时，他很受学生喜欢，而且也交了不少朋友。战争爆发后，他回德探亲。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上周他在西线牺牲了。”

之后，他坐了下来，脸色略显苍白，并意识到，他刚才做的事实在有点不同寻常。不管如何，说这番话之前，他没征询过任何人的意见；如果出了事，只有自己负责。后来，他走出小教堂，听见有人在谈刚才他说的话——

“奇普斯说那人死在西线，是不是表示那个老师是帮德国人打仗的？”

“我觉得是吧。”

“怎么能把他的名字和其他遇难校友的名字一起念，这事有点滑稽。毕竟，他是我们的敌人啊。”

“哎，我觉得这只是奇普斯那些特立独行的想法中的一个罢了。老爷子人虽老，但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奇普斯又回到自己房间了，刚才听到的那番对话并没有令他不快。是的，在这个疯狂的世界，越来越少人会关注生命的良善与尊严，他依然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想：和教会他们懂得掌握分寸一样，我也要让布鲁克菲尔德拥有这样独立思考的品质；但除我以外，这样的品质恐怕再无处可寻。

曾经有人问他怎么看待军人在板球馆附近进行劈刺训练，他回答说“我觉得……呃……用刺刀杀人太俗气。”那时他的语气懒洋洋的，还有点喘不过气。后来大家常常模仿他，极尽夸张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