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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二。在拂晓时分我被一场相当猛烈的暴雨惊醒。天色一片灰暗,铅黑色的乌云弥漫于奥斯陆上空。我正准备搭乘火车前往古尔,然后从那里转搭巴士继续朝着莱达尔和菲耶兰的方向前进——整段旅程耗时九小时左右。我向来不喜欢独自驾车上路,宁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这样我就可以优哉游哉地坐着看书,或者干脆完全放松。

那天早上贝丽特开车送我前往利萨克火车站[1]。她顺路把干净的换洗衣物带给她父亲,而我则在月台上停留了几分钟,等候开往卑尔根的列车于八点二十一分进站。轰隆隆的雷声此起彼落,那是一个阴暗得无以复加的夏日早晨。虽然尚未下雨,但焦灰色的云层让四周昏暗得宛如夜晚一般;虽然这时早已是大白天,我却能够清楚望见划破长空的每一道闪电。驶往卑尔根的火车缓缓滑入站内后,我上车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我每次都预订靠窗的位子,这回是第五节车厢的三十号座位。

火车很快就到达了德拉门,然后跟随德拉门河的河道转往北方,朝着维克松以及赫讷福斯的方向继续前进。云层依然低垂,树梢多半被包裹在浓雾中,但云雾下面二至三米处的能见度良好。德拉门河此时正在涨大水,就连提里峡湾湖周围树木的枝干也浸泡在水中,而且有些码头突堤已经没入水下。这种情况已在今年夏天发生过好几次,而且许多农民认为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夏天,因为全挪威的大部分地区泛滥成灾,其中尤以“德拉门水系[2]”沿岸地区为然,使得农作物遭受了严重损失。

我不知道那是否与气候有所关联,但我打从一开始就坐在车上陷入深思。突然间,我感觉自己以异乎寻常的方式惊醒过来,变得几乎比平常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开窍一点。当火车疾驰穿越烟雨蒙蒙的乡间景致时,坐在黄颜色车厢内的我对窗外的一切感同身受。我随即问我自己:什么是意识?什么是记忆与沉思?什么叫“记住”某些东西,或者“忘记”某些东西?像这样“坐在这里思考”意味着什么,思考“何谓思考”又意味着什么?而尤其重要的问题是:意识是否为宇宙中的巧合?这个宇宙是否可以归功于不折不扣的巧合,才在此时此刻有了能够体认到“自我”和“自我发展”的意识?或者说,“意识”反而正是这个宇宙的根本特质?

我并非第一次苦思冥想这个最基本,而且实际上平淡无奇的问题。我偶尔会向生物学家和天文物理学家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但他们所作出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不愿意对此问题阐述意见,或者宁可三缄其口。看样子他们简直是替我觉得不好意思。其中许多人甚至感到纳闷,怎么可能有人天真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竟然会提出那种问题——而且他本身还是个自然科学家。等到我重复这个问题,并且强调我仅仅是在征询直觉反应以后,他们的答复通常都十分肯定。他们会执意表示:是的,意识这种现象只不过是宇宙中的巧合。

在宇宙中并无与生俱来的意向、目标和本质,也就是没有俗称为“天经地义”的先验条件。宇宙间之所以开始形成了生命,而生物圈之所以发展出你口中的“由意识所构成的神奇粒子”,一切都只不过是出于纯粹的意外。或者如同法国生物学家及诺贝尔奖得主雅克·莫诺所说:“宇宙并不孕育生命,蕴含人类的生物圈也是绝无仅有。出现我们号码的机会,就跟在蒙特卡洛赌桌上赢钱的概率一样低。”

莫诺使用下列说法来表示他拒绝承认“生命范畴”是一个重要的或必要的宇宙现象:“我想指出的是,生物圈内并没有可预测的物种或现象,生物圈只是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事件,它虽然可与初始原则并行不悖,却无法从初始原则推论出来。因此生物圈在整体上是不可预测的。”

这是一种很有用的陈述方式,我们可以把莫诺的声明照单全收——即便似乎很难找到实例来证明其正确与否。至于此处所称的“不可预测”则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理解:我们所谈论的那些现象都非常独特,因而它们具有局域性,几乎位于物理法则的最边缘地带。

但这并不是我的立场。自从当初我们生活在一起以来,我便产生一种直观上的感觉,认为宇宙的本质特征正在于它孕育出生命和意识。因此,在我的心中或许仍然潜藏着一个异议分子,而那个异议分子即使称不上是世界公民,那么至少也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我所见过的大多数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却往往坚持相反意见:生命和意识都无法被溯源到原始的无生命状态,二者皆非“重要的”或“必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