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2/16页）

作家是真相的讲述者，这有时会将他们置于一种与国家相抵触的境地。“爱国主义就是自始至终地支持国家，在政府值得你支持的时候支持政府，”吐温有一次激烈地批判扬扬自得的沙文主义时这样说，“君主政体下的爱国主义所相信的真理是：‘国王说的绝对没错。’它只是对‘我爱国家，不论对错！’稍微修改了一下措辞，我们就接受了它和它包含的所有奴性。我们抛弃了我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财富——在你（只是你，你个人）认为国家与国旗所代表的东西都不正义时，对两者都提出反对的个人权利。我们把它抛弃了，这样，那个诡异、可笑的词——爱国主义就变得特别可敬了。”如果说吐温痛恨那些自许的爱国者得意的自吹自擂，那不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国家。他将爱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标准，荣誉、勇气、正派的终极准则：作家的标准。作家质疑社会规则，追踪让人不舒服的真相。他（或她）促使我们承认那些我们宁愿忽略或否认的冲动和渴望，看清现实情况与完美设想之间的巨大差距。吐温提出，美国作家尤其有此重任，因为在民主社会，作家为个体说话而不为国家说话的情况应该远比在君主制国家或极权国家普遍。美国一直以来都自许是尊奉个人地位的国家，而它能熏陶出这样独具一格又百花齐放的作家群体，绝不是偶然。但它也不总是让作家们完全感到自在。

“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都是一类西方杂种。”鲍德温在《土生子札记》（Notes of aNative Son）中写道。他在散文、演讲和采访中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描述，作为一个奴隶的孙辈活着到底意味着什么——非婚生，生活于悲惨的贫困之中。“到了五六岁或七岁的时候，你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因为你发现你保证效忠的国旗，连同其他所有人，都不保证对你忠诚。你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你发现你鼎力支持加里·库珀[142]，他却正在消灭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就是你。你受到一个承重的打击，因为你发现，你的出生国家，你感激它给了你生命和身份，但它的整个实际体制没有你的一处容身之所。”

尽管受了种种仇恨和侮辱，鲍德温身上有一种精神上的慷慨。他能看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好和最坏的潜力。“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国家就是美国，”他说，“而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坚持要求终身享有批判它的权利。我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可疑的，最优良的准则可能也必须做更改或应生命的要求被碾为齑粉，因而，一个人必须找到自己的精神核心，在世间行走时，相信这个核心可以正确地指引自己的方向。我认为自己肩负了许多的责任，但唯有这个是最重大的：如海明威说的，坚持下去，完成我的工作。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和一个优秀的作家。”

当鲍比·肯尼迪[143]告诉他，三十年之内的某一天，他也能当总统时，鲍德温说：“我脑海中真正在思索的，不是在某个假想的日子，某个黑人中的‘第一名’成为首位黑人总统。我真正好奇的不过是，他领导的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我猜想，美国选举出贝拉克·奥巴马的时候，他大约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庆祝一番。多希望我能看到鲍德温面对这新闻的那种微笑，一半挂在嘴角，一半深深隐藏。但我猜，对于国家的现状，他会感到如当初一样忧虑。人们获得了某些成功，重大的成功，但新问题随之浮现，一些老问题则改头换面后又卷土重来。回到1961年，他说：“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做一些他人未曾做过的事情。因为总想着数字，我们迷失了方向，来到这里。你不需要数字，你需要理想。而这是世界历史证实过的。”

在陈列台之间穿梭漫步时，我重又思考起吐温和鲍德温那出人意料的相似性，尤其是他们关于爱国主义的观点，这是我那天打算讲的内容——对国家的忠诚，或对写作之行为，以及许多作家所说的“真相”的忠诚。为什么伊斯兰革命之后，我想搞清楚事情原委，检验我们的新统治者（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旧统治者）所说的关于伊朗的内容中有几分是真相的时候，不去看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写的内容，而要去看作家和诗人的东西呢？为什么如今在美国我还要做同样的事情呢？“社会永远不能检验、剖析自身。”鲍德温曾说。他认为：“这样的努力只能由那种社会骚动来做，每个社会都在以巧妙的方式源源不绝地出产这样的骚动。这种骚乱，这种干扰，就是作家的责任和必需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