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詹姆斯·奥勃良(下面称奥勃良)谈同一件事

我在许多方面遭人毁谤:有人说我残暴无情，说我野心勃勃，说我狡诈虚伪，但是从来没有人会说我胆小或愚蠢。我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归结于我的两种重要品性:勇敢和清醒的判断力。现在，我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已经十五年了 (卸磨杀驴)，但我仍跟从前一样毫不犹豫地承认: 我不为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而懊悔。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英国家庭^{[1]，父亲参加了大革命前夕的残酷斗争，但是没能活到革命胜利。他不但被关进旧体制的监狱，而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我们家经常遭到搜査，大英帝国警察也有事没事找我的麻烦。自打我母亲成了寡妇，由于家里经济拮据，上大学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少年时代，我对任何压迫和侮辱都满怀憎恨。因此我投身于革命运动，我花了好长时间寻找一个能够发挥上面提到的我那两种重要品性的领域。就这样，我于1965年成为精神保卫局警官，也就是今天被人们嗤之以鼻的 “秘密警察”。}

是的，我当了秘密警察! 在我一帆风顺的工作生涯里，我经常体会到，被我窃听的那些家伙，绝大多数既不勇敢也不聪明，甚至恰恰相反:蠢得就像白痴，而且懦弱无能。在精神保卫局的窃听室里，那些曾经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为了苟且偷生而背信弃义，“伟大的” 理论家们在我们手里变成愚蠢的弱智。谁也别说，这些家伙是被我们折磨成那样的! 经过拷打——包括最严酷的拷打在内——从嫌疑犯身上暴露出的毕竟是他们已经存在的品质。承认一项罪责的人，也有可能去犯罪。好了，咱们不说这些恐怖童话了!

我之所以认为讲讲这些很有必要，是因为我在 1985年感到极度失望，我震惊地意识到，懦弱和愚蠢似乎是绝大多数人品性中的有机成分，在这种时刻，整个国家政权都可以掌握在手中。在那场最终将国家卷入灾难的改革运动的历史中，我看到了这点。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改革在当时是必要的! 但并非是像那个多愁善感的裘莉亚·米勒所说，是为了“让人们在这个国家中感觉更良好”。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不会将这个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之所以需要改革，是为了让国家更良好地运转，要知道，老百姓只有在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指引下，才会感觉到自己安全。毫无疑问，在困难时期，国家要表现出机动灵活的柔韧度，而柔韧度需要智慧与胆识。在1985年，正由于缺乏这两种品性，所以才在对外的防线失守后，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

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必要否认——老大哥也犯了错误。他不该忽视寻找自己的接班人。在生命的黄昏，当他的老年动脉硬化症一天比一天加重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他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小圈子，而这些人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 希望他尽快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死得越早越好。他刚一咽气，大分裂便随之开始了。

核心党内有两大派系相互对立:一个称为“铝派”，一个叫做 “纸派”。铝派分子跟老大哥的遗孀——老大姐抱成一团，要迅速拿起武器，重新跟欧亚国进行战斗;纸派分子则反对说(而且有权反对)，这个计划太不现实。重整空军就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问，而且还要将现在已经少得可怜、按人头分配的副食量再减掉一半; 更不要说，我们曾经的盟约毫无用场，东亚国比欧亚国好不到哪儿去。因此，纸派建议，要尽快跟后者签订和平协议。

最初，精神保卫局——其中包括笔者本人——在两大派系的争斗中极力保持中立地位。然而，当得知铝派准备收拾掉纸派后，我认为，面对政变者，我们只能支持知识分子。

于是我制订了一项计划，递交给精保局的领导集团。我向他们建议说，我们要创办一份类似媒体的东西，当然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比方说一份周报，让旧英国所谓的“公共與论” 发出一些声音，这肯定会对老大姐及其党羽造成一定压力，尤其是在像签署和平协议这类最重要的问题上。另外，要让全体党员与新政策保持一致，因为持续几十年的战争宣传早已让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官员发了神经。

我想，应该为报纸组建一个独立的编辑部。但是无论哪个思想陈腐的官员，还是哪个满脑子梦想的诗人，都不可能胜任这一项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聪明灵活、又不自持己见的编辑班子。我们最好选择那些已被改造得现实了的家伙，或者刚从监狱或集中营里放出来的犯人。反正我们清楚这些人的底细，他们不容易逃出我们的手心。我的计划被讨论通过，随后我找温斯顿·史密斯谈话。史密斯显得很识时务，他承诺和我们一起工作。(至于他违背承诺，最后彻底与国家为敌，这也不能全怪他。有精神生活的人一旦觉察到国家政权开始削弱，就会立即变得十分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