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害羞，因为我穿的是小女孩的皮鞋……”

马尔林·罗别奇科夫，十一岁。

现在是市委部门主任。

我从树上看到了战争……

大人们不允许我们上树，但我们还是爬到了树上，从高高的枞树上观看飞机空战。当我们的飞机中弹起火，我们都哭了，却没有害怕，仿佛是在看电影。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被集合起来，排成一列横队，校长宣称，我们的少先队员夏令营需要撤离。我们已经知道，明斯克被轰炸烧毁了，人们不会把我们运送回家，而是要转移到远离战场的某个地方。

我想说说，我们是怎么收拾行装上路的……命令我们带上皮箱，只允许往里面放生活必需品：背心、衬衫、袜子、手帕。我们打好包，每个人都折叠好红领巾，放在最上面。少年的头脑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德国人要是遇到我们，他们打开皮箱，一眼就能看到里面放的是红领巾。我们会向他们复仇……

我们的队伍比战争的速度还快。我们绕过了战争……在停靠的那些车站上，人们对战争还一无所知，还没有看到过战争。而我们这些孩子，讲述了飞机空战的事。但是，越往远离家乡的方向走，我们越期待父母能来领走我们，有许多人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没有怀疑。这样的想法还都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说起战争，还是以和平儿童的身份。我们从和平的生活中来。我们从火车上被转运到了“巴黎公社”号轮船上，沿伏尔加河行驶。半个月，我们都在路上，大家一次都没有脱下衣服睡过觉。在轮船上，我第一次脱下运动鞋，人们同意了我们这样做。我有一双系带子的胶皮鞋。当我把它们脱下来，散发出的味道简直难以忍受！洗啊刷啊，最后还是扔掉了。我是光着脚走到赫瓦雷恩斯克的。

到这里的人很多，人们为我们建造了两座白俄罗斯儿童之家，在第一座房子里，是小学生，第二座房子中住的是学前儿童。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因为那些需要和哥哥或姐姐分开住的孩子哭得很厉害，特别是那些年龄小的，害怕失去亲人。我们在少先队员夏令营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我们都很兴奋，像是在做游戏，可现在我们都害怕了。有家的孩子，习惯了依赖父母，习惯了温情。我的妈妈总是每天早晨叫醒我，在晚上睡觉时亲吻我。我们住的旁边是保育院，那里住的是真正的孤儿，我们和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而我们也应该习惯这些。

我想起了1943年吃的食物：一天给一勺牛奶、一块面包，煮甜菜，夏天是西瓜皮熬的汤。我们看了电影纪录片《三月四月》，片子讲的是，我们的侦察员怎么用桦树皮熬粥喝。我们的小女孩也都学会了熬桦树皮粥。

秋天的时候，我们自己储备好了木柴，每个人都有定额——一立方。树林在山上。先把树木放倒，把四周削平，然后锯成一米来长的木块，堆放起来。额度是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定的，而女孩们也给我们帮忙，她们比我们男孩还能干。在家里我们从来没有锯过木头，因为都是城市人，而在这里需要锯开粗木桩，要劈柴。

我们都饿得厉害，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干活的时候，还是在睡梦中，都想吃东西。特别是在冬天。我们从保育院跑到军营，战士们经常能给我们一碗汤喝。但是我们人太多了，那里也不能给所有人管饱。你要是来得及第一个的话——还能吃上点什么，要是晚一步——什么也剩不下。我有个朋友米什卡·切尔卡索夫。我们坐在一起，他说：“如果知道二十公里外的地方能给我们一碗粥喝，我们也会跑过去的。”院子里是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气温，他穿上衣服，向军营跑去。向士兵乞求给点吃的，他们说，还有一点汤，快跑，去拿个小锅来。他跑到街上，看到从相邻的院子里也来了些孩子，如果他跑去拿小锅，就什么也留不下了。

他返身跑回去，对士兵说：“倒吧！”他摘下帽子代替小锅，伸给士兵。看着他决心已定的样子，士兵拿起帽子，给他倒了整整一锅粥。米什卡英雄般地走过保育院孩子们身边，他们什么也没得到。他跑回到了我们的保育院。他的耳朵冻僵了，但是他弄回了汤，帽子里面都已经不是汤了，而是满满一帽子的冻疙瘩。他把这个冻疙瘩倒在盘子里，谁也没有等待加热再吃，就这样吃了下去，小女孩们给米什卡搓耳朵。他的脸上闪烁着快乐，是他给大家弄回来的，甚至没有第一个去吃！

对于我们来说，最可口的食物是油粕，我们按照好吃的程度把它们分成了几个级别，有一种是向日葵籽的油粕。我们采取了一个“油渣饼”行动。几个人爬到机器上，用手扫下些油渣，另外几个人收集。等回到保育院，虽然都冻得浑身青紫，但是却吃饱了。当然，还有夏天和秋天的集市！到那时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品尝到很多东西：向这个人要一块苹果，向另一个人要一块西红柿。偷点什么东西在集市上卖，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相反——被看成是英雄行为！偷些什么，我们无所谓，只要是能吃就行，至于是什么，这不重要。